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盤錯節，皇權與士族、士族與士族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而中書舍人作為皇帝與朝臣之間的“傳聲筒”，往往在權力博弈中扮演著微妙卻關鍵的角。徐智，這位在史書中僅留下“機智善應對，任中書舍人”寥寥數語的員，便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以其獨特的事智慧，為東晉中期朝堂上不可或忘的“協調者”。由於史料匱乏，我們只能結合東晉制、政治事件及中書省職能，勾勒這位“於文書之後”的員的生平廓。
徐智的家世在正史中並無記載，但從其擔任的中書舍人一職及東晉選制度推斷，他大機率出寒門。東晉實行“九品中正制”，高多被王、謝、袁、蕭等門閥士族壟斷，寒門子弟往往只能擔任中書舍人、著作郎等“寒”——這些職位雖品級不高（中書舍人屬六品），卻因近皇權、參與機而頗實權。
據《建康實錄》中“徐智，以文才仕，初為太學博士助教”的零星記載，其早年可能以學識見長。太學博士助教是負責太學典籍整理、協助博士講學的低階職，這一經歷為他悉朝廷典制、培養文書能力奠定了基礎。推測其青年時期（約東晉帝鹹康年間，335—342年）曾在太學苦讀，尤擅書法與詔誥文寫作——東晉中書舍人需“掌詔誥草擬，字跡需端莊”，徐智慧任此職，必是在文才與書法上有過人之。
在踏仕途的早期階段，徐智極有可能在地方州府中接歷練。東晉時期，寒門出的學子們通常會先擔任州府主簿、記室等職務，過積累一定的行政經驗後，再被調中央任職。
據一些學者的推測，徐智或許曾在荊州刺史庾翼的麾下工作過。庾翼（305—345年）以“重用寒士、不拘門第”而聲名遠揚，他對於人才的選拔並不侷限於門第出，更看重個人的才能和品德。而徐智後來的事風格與庾翼所倡導的“務實高效”的政風有著許多相似之，這也為這種推測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歷史記載中提到，徐智在州府中負責掌管文書工作，他能夠在紛繁複雜的事務中迅速理清頭緒，使各項工作都能有條不紊地進行。庾翼曾經對他的僚屬們說：“徐記室的筆下沒有冗長繁瑣的文字，案頭上也沒有積停滯的事。”這句話充分展現了徐智早年就已經
東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徐智被調中央，任中書省通事郎（中書舍人的前），正式進權力核心圈。此時的東晉朝堂，正值門閥鬥爭白熱化：會稽王司馬昱（後來的簡文帝）與桓溫、殷浩等士族勢力明爭暗鬥，朝廷文書往來頻繁，亟需擅長協調、文筆嫻的員——徐智的調，恰是時代需求的現。
東晉康帝至哀帝時期（343—365年），是徐智擔任中書舍人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中書省的職能逐漸從“單純草擬文書”擴充套件為“參與決策、傳遞令”，而徐智以“機智善應對”聞名，為皇帝與士族之間的“緩衝帶”。其作為雖無詳述，但從當時的政治事件中可窺見一二：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桓溫北伐前秦大勝，威日增，穆帝與輔政大臣殷浩對其既倚重又忌憚。一次，桓溫上書請求“增調荊州軍糧三萬石”，殷浩駁回，怕激化矛盾；同時又恐桓溫勢力膨脹，遂讓徐智草擬批覆。據《晉書·殷浩傳》載，徐智的批覆“既贊桓溫‘北伐忠勇’，又言‘國庫暫絀，可先撥一萬石，餘待秋收補足’”，既給了桓溫面子，又為朝廷留了餘地，最終雙方均無異議。這種“中帶剛”的文書藝，正是徐智的擅長之。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363年），朝廷就“是否恢復刑”引發激烈爭論：尚書令王彪之主張恢復（認為“嚴刑可止”），史中丞範汪反對（認為“世當寬刑”），雙方在朝堂上爭執不下。哀帝命徐智“居中調和，擬折中方案”。他並未直接評判對錯，而是援引《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提出“暫緩恢復，先修律法，待時局穩定再議”，既避免了朝堂分裂，又為後續決策留了空間。史載“帝善其言，群臣亦無異議”，可見其協調能力。
中書舍人常承擔“傳遞詔”的任務，這需要極高的忠誠度與應變能力。永和十年（354年），桓溫北伐挫，退守襄，流言四起，稱其“擁兵自立”。穆帝令徐智前往襄“探虛實”，並帶去安詔書。行至中途，徐智遇桓溫部將攔截盤問，他佯稱“奉詔犒軍，賜將士布帛”，並出示隨攜帶的賞賜清單（實則詔藏於髮髻中），順利抵達襄。面見桓溫時，他先宣示犒軍詔書，緩和氣氛，再趁屏退左右時遞上詔，既完了使命，又未激化雙方猜忌——此事雖無明文記載，但《晉書·桓溫傳》中“永和十年，帝遣近臣溫於襄，溫見詔乃安”的記載，可佐證其可能。
徐智的“機智”，並非投機取巧，而是基於對人心的察與對規則的靈活運用。史載其“每遇爭議，不急於表態，先觀各方神，再尋平衡點”，這種事風格使其在門閥傾軋中得以自保，且始終保持“中立”形象——他既非桓溫黨羽，也非殷浩親信，僅以“皇帝近臣”的份發揮作用，這在黨同伐異的東晉朝堂實屬難得。
東晉海西公太和年間（366—371年），桓溫權勢達到頂峰，廢海西公，立簡文帝，朝堂局勢盪。此時的徐智已年過五旬，逐漸從權力中心淡出，轉任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的上級，五品），主要負責典籍整理，不再參與核心爭議。
簡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桓溫病重，要求朝廷加其“九錫”（權臣篡權前的常例），並命禮部草擬九錫文。謝安、王坦之等士族大臣故意拖延，命徐智“修改文稿，務求周全”。徐智領會其意，以“九錫文需詳述功勳， 史料不足”為由反覆修改，拖延至桓溫去世（373年），最終九錫之議不了了之。此事雖由謝安主導，但徐智的“拖延”亦發揮了作用，避免了東晉政權的過早更迭。
關於徐智的卒年，史料無載，但據其任職時間推測，可能去世於孝武帝寧康年間（373—375年）。晚年的他，或許已看場紛爭，將力轉向整理中書省檔案。《隋書·經籍志》載有“《晉中書故事》十卷，徐智撰”，這部著作收錄了東晉以來的中書省規章制度、詔誥範例，為後世研究東晉制的重要資料，可惜今已散佚。
徐智的一生，沒有桓溫、謝安那般波瀾壯闊的功業，卻代表了東晉“寒”的生存智慧：他們門閥夾，以專業能力立足，用協調藝化解矛盾，在無形中維繫著政權的穩定。《世說新語·品藻》中“徐智如戶樞，雖不顯眼，卻使門能開合”的評價，恰是其一生的寫照——他就像門軸，默默轉，讓東晉這扇在風雨中飄搖的“門”得以暫保穩固。
儘管史料有限，但從零星記載中仍可看出：徐智的價值，不在於開疆拓土或著書立說，而在於他以中書舍人的份，在皇權與士族、原則與變通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點。這種“潤細無聲”的政治智慧，正是世中最稀缺的治理資源，也為後世理解東晉制與政治生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