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孝穆作為突厥佗缽可汗（572-581在位）時期的漢文秘書，突厥汗國鼎盛階段，以其深厚的漢文化素養與對突厥社會的深刻理解，在推突厥與中原文化流中扮演了關鍵角。
突厥汗國在5至6世紀迅速崛起，為橫歐亞草原的強大政權，與中原的北齊、北周等政權形對峙又往的複雜關係。佗缽可汗在位時，突厥國力達到頂峰，不僅軍事力量強盛，更注重過外手段提升自地位，而與中原政權的文書往來、使節流，為突厥對外關係的重要組部分。然而，語言與文字的隔閡始終是雙方通的巨大障礙——突厥當時雖有自己的語言，卻尚未形的文字系統，而中原政權則以漢文為方文字，這種差異常常導致外資訊傳遞失真、誤解頻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通漢文與突厥語的徐孝穆被佗缽可汗任命為漢文秘書，負責理與中原相關的文書事務。
徐孝穆的首要貢獻是創制了首套突厥漢字音譯系統。他深研究突厥語的發音規律與語法結構，結合漢字的音、形特點，選取發音相近的漢字對應突厥語詞彙，尤其注重對可汗名號、職名稱、部族稱謂等核心詞彙的規範譯法。例如，在蒙古國發現的《布古特碑》中，第9行明確記載了用漢字音譯的突厥職“葉護”“設”等，這些譯法正是源自徐孝穆所創的系統。這一系統的出現，使得突厥語在漢字系中有了相對統一的記錄方式，不僅便利了突厥與中原政權的文書往來，更讓中原士人得以過漢字瞭解突厥的語言與社會結構，為雙方的文化流掃清了語言障礙。
在外實踐中，徐孝穆積極推突厥國書使用漢文書寫。據《北齊書·斛律羌舉傳》記載，佗缽可汗曾致書北齊，書中不僅採用漢文，還引用了《詩經》《尚書》中的語句，展現出對漢文化的悉。這一舉措的背後，正是徐孝穆的推——他向佗缽可汗闡述使用漢文書寫國書的優勢：既能現突厥對中原政權的尊重，便於雙方通，又能借助漢文化的影響力提升突厥在東亞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佗缽可汗採納了這一建議，使得漢文逐漸為突厥與中原外文書的通用文字，這在突厥汗國的外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標誌著突厥對漢文化的主接納與運用。
除了文書翻譯與國書撰寫，徐孝穆還承擔了向突厥上層傳播漢文化的角。他向佗缽可汗及突厥貴族講解中原的歷史典故、政治制度與禮儀規範，介紹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道”“禮尚往來”等觀念，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突厥的統治理念。例如，佗缽可汗在與北齊的往中，曾模仿中原帝王的做法，對北齊使節厚加賞賜，並以“兄弟之國”相稱，這種外姿態的轉變，與徐孝穆所傳遞的中原外禮儀不無關係。同時，徐孝穆還協助突厥收集中原的典籍、曆法等，促進了中原文化在突厥統治階層的傳播，使得突厥不僅在軍事上保持強大，在文化層面也逐漸形了與中原融的特。
徐孝穆的工作，還間接推了突厥與中原的經濟流。由於文書通的順暢，雙方的互市貿易更加規範，中原的綢、瓷、茶葉等過綢之路源源不斷地輸突厥，而突厥的馬匹、皮等產也大量進中原，形了互補共贏的局面。這種經濟流反過來又促進了文化的進一步融合，使得突厥社會對漢文化的接度不斷提高。
581年，佗缽可汗去世，突厥汗國隨後陷分裂，徐孝穆的事蹟也逐漸淡出歷史記載。但他所創制的突厥漢字音譯系統與推的漢文國書制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後世突厥與隋唐政權的往中，仍沿用了他所規範的譯法與文書傳統，為連線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重要紐帶。徐孝穆以一介漢文秘書的份，在突厥與中原的文化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其貢獻不僅在於語言文字的通，更在於促進了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