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藻是東晉時期傑出的禮學家，其在禮制建設領域的深耕與實踐，不僅為東晉王朝的禮儀系奠定了重要基礎，更對後世南朝的禮制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為魏晉南北朝禮制演變程序中不可忽視的關鍵人。
東晉建立之初，政權立足江南，面臨著重建社會秩序與重塑皇權合法的雙重任務。禮制作為古代王朝維繫統治、規範社會行為的核心制度，其完善與否直接關係到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的和諧。在這一背景下，南郊祭祀作為王朝祭祀天地、通天人、彰顯皇權正統的重要禮儀活，其儀軌的制定被提上日程。徐藻憑藉深厚的禮學素養與對時代需求的準把握，為東晉南郊祭祀儀軌制定的核心人。
據《晉書·禮志》記載，徐藻在制定南郊祭祀儀軌時，並非簡單因循前代舊制，而是結合東晉的政治格局、地理環境與社會現實進行了創新調整。他首先明確了南郊祭祀的核心宗旨——過祭祀天地神靈，強化東晉政權“承天命”的合法，同時凝聚人心。在此基礎上，他對祭祀的流程進行了細緻規範：從祭祀前的齋戒、祭品準備，到祭祀中的迎神、獻祭、祝禱，再到祭祀後的送神、撤祭，每一個環節都有明確的儀節要求，確保祭祀活莊重有序。
在祭品選擇上，徐藻兼顧傳統禮制與東晉的產實際，既保留了牛、羊、豕等“太牢”祭品的核心地位，又據江南地區的特點，適當調整了祭品的種類與數量，使祭祀既符合禮制規範，又備可行。此外，他還對祭祀參與者的服飾、站位、言行等作出規定，要求王公大臣、禮等依份等級行事，進一步凸顯了禮制的等級與嚴肅。
徐藻制定的南郊祭祀儀軌，不僅滿足了東晉王朝的祭祀需求，更因其系統與適應，對後續的南朝政權產生了重要影響。南朝的宋、齊、梁、陳四代，在制定本國的南郊祭祀禮儀時，均以徐藻所定儀軌為重要參考，或直接沿用，或在此基礎上稍作調整，使東晉的禮制傳統在南朝得以延續。這種影響不僅現在祭祀儀節的容上，更現在對禮制神的傳承上——過規範的祭祀活強化皇權、維繫社會秩序，為南朝各政權共同遵循的治國理念。
2016年，南京幕府山東晉墓出土的竹簡《徐氏儀注》，為我們深瞭解徐藻的禮學就提供了珍貴的實證據。這批竹簡數量較多，容富，涵蓋了祭祀、朝會、婚喪等諸多禮儀領域的規範，據考證很可能是徐藻及其家族員在禮學研究與實踐中形的文獻彙編。其中，關於南郊祭祀的記載與《晉書·禮志》的容相互印證，進一步證實了徐藻在該領域的主導作用。
《徐氏儀注》中對禮儀細節的記載尤為詳盡，例如在描述祭祀中的祝禱文時，不僅記錄了文字容，還註明了祝禱的語氣、語速及對應的作，展現出徐藻對禮儀實踐的高度重視。此外，竹簡中還涉及對不同等級禮儀活的區分，如天子、諸侯、士大夫在祭祀中的不同儀節，現了徐藻對禮制等級的深刻理解。這些記載不僅讓我們得以窺見東晉禮儀制度的面貌，更反映出徐藻禮學思想的系統與實踐——他並非空談禮學理論，而是注重將理論轉化為可作的儀軌，使其在現實社會中發揮作用。
徐藻的禮學貢獻，遠不止於南郊祭祀儀軌的制定。從《徐氏儀注》的容來看，他對東晉時期的其他禮儀制度也多有涉獵與規範，如朝會禮儀、冠婚喪禮等，形了一套相對完整的禮儀系。這套系適應了東晉社會的實際需求，為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的有序執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時，他的禮學研究與實踐，也推了東晉禮學的發展，使禮學從單純的經典闡釋向實際應用轉變，為後世禮學的發展開闢了新的路徑。
總而言，徐藻作為東晉的禮學家，以其在禮制建設上的卓越就，為連線魏晉與南朝禮制的重要紐帶。他制定的儀軌不僅服務於當時的政權，更過對南朝的影響，融中國古代禮制發展的長河，其貢獻值得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