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中期的政治舞臺上，徐晧雖未留下濃墨重彩的詳細記載，但其至三公之一的司空，足以證明其在當時政壇的重要地位。結合《後漢書》等有限史料及東漢政治背景，可對其生平事蹟進行合理梳理與考述。
東漢自建立以來，士族階層逐漸為政治核心力量，徐氏作為當時頗影響力的家族，雖未如袁氏、楊氏那般累世公卿，但也備一定的政治基礎。徐晧的家世雖未在史料中明確記載，但其能在東漢中期躋三公之列，絕非寒門出。推測其家族或在地方頗聲，或是過儒學傳家積累了仕資本。在東漢那個時代，員的選拔主要依靠察舉制和徵辟制。這兩種制度都非常看重候選人的家族背景和儒學素養，因為這被認為是能否勝任職的重要標準。
對於徐晧來說，如果他想要踏仕途，那麼他就必須備這兩個核心條件。從他後來能夠至司空這一高位來看，他的家族很可能在地方或中央擁有一定的人脈資源。這些人脈關係可能為他的早期仕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幫助他獲得了一些機會和推薦。
此外，東漢中期儒學非常盛行，為了社會的主流思想。在這樣的背景下，徐晧大機率是通儒家經典的。他過對儒家學說的深研究和學習，展現出了卓越的學識和才華。這種學識使得他在眾多候選人中穎而出，從而獲得了察舉或徵辟的機會。這也是當時士族子弟進仕途的常見途徑之一。
由於史料對徐晧早期事蹟記載缺失，我們只能結合東漢員晉升的一般規律進行推測。徐晧的仕途起點可能是地方郡縣的基層職，如郎、縣令等。在地方任職期間，他需展現出卓越的行政能力，如治理地方、安百姓、理政務等，才能逐步獲得晉升機會。東漢中期，政治局勢相對穩定，但地方治理仍面臨諸多挑戰，如土地兼併、流民問題等。徐晧若能在地方任職期間妥善解決這些問題，便能積累政績，獲得上級員的舉薦。隨後，他可能過舉孝廉或茂才等察舉途徑進中央任職，擔任尚書郎、侍中等職，參與中央政務的理。在中央任職階段，徐晧需悉朝廷典章制度，與各方員建立良好關係，同時展現出敏銳的政治察力，為後續晉升三公奠定基礎。
西元 145 年，漢衝帝劉炳即位，當時的東漢王朝已經開始逐漸顯出衰落的跡象。外戚和宦之間的權力鬥爭如暗流湧，局勢愈發張。
由於漢衝帝年紀尚小，無法親政，朝政實際上被外戚梁冀所掌控。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三公的任命就顯得尤為重要。三公作為朝廷的核心員，不僅需要備足夠的政治聲和行政能力，還需要在各方政治勢力之間保持平衡。
徐晧在這個時候被任命為司空，這其中既有他自的因素，也有政治局勢的考量。徐晧本備相當的政治聲和行政能力，這使得他能夠得到朝堂上下的認可。此外，他的任命也可能是外戚集團為了穩定政局，拉攏士族階層的一種舉措。
司空作為三公之一，主要負責土木工程、水利建設、土地管理等事務。雖然其權力不如太尉掌軍事、司徒掌民政那般顯赫，但也是朝廷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員，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執行。
雖然史料未記載徐晧任司空期間的事蹟，但據司空的職責，我們可推測其主要工作集中在多個方面。在土木工程建設上，東漢中期，都城及各地的宮殿、寺廟、道路等土木工程仍在進行，徐晧需負責這些工程的規劃、監督與管理，確保工程質量與進度，同時合理調配人力力，避免勞民傷財。在水利治理方面，水利是農業發展的關鍵，東漢時期對黃河、淮河等河流的治理十分重視，徐晧可能參與了水利工程的規劃與修繕，組織百姓疏通河道、修建堤壩，以防範水患，保障農業生產。在土地管理上，東漢中期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徐晧作為司空，需關注土地分配與管理，可能參與了土地清查、戶籍登記等工作，試圖緩解土地兼併帶來的社會矛盾。此外，作為三公之一，徐晧需定期參加朝會，與太尉、司徒共同商議國家大事，如政策制定、員任免、軍事部署等，在漢衝帝年、外戚專權的背景下，他可能在朝堂上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維護了朝廷的穩定。
徐晧在擔任司空一職時，可謂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當時的政治環境極為複雜，他不僅要應對外戚梁冀的專權，還要理地方上日益嚴重的流民問題和土地兼併問題。
梁冀作為外戚，勢力龐大，權傾朝野，對三公的權力形了極大的制約。徐晧於這樣的局面下，必須在服從外戚的安排和維護朝廷正常秩序之間謹慎地尋找平衡。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梁冀的不滿，給自己招來殺之禍；但若是完全聽從梁冀的命令，又會違背自己的原則和職責，損害朝廷的利益。
而地方上的流民問題和土地兼併問題也讓徐晧倍力。流民問題的源在於土地兼併，大量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生活無以為繼，只能四流浪。這不僅導致社會不穩定，還影響了國家的稅收和經濟發展。徐晧深知這些問題的嚴重，但他手中的權力有限，要在這種況下解決這些難題，無疑是對他行政能力的巨大考驗。
面對如此棘手的況，徐晧或許會採取一些較為穩健的政策。在土木工程建設方面，他可能會注重節約民力，避免過度徵調徭役，以免加重百姓的負擔。在水利治理上，他會加強對地方員的監督，確保工程能夠真正發揮實效，而不是為某些員中飽私囊的工。在土地管理方面，他可能會嘗試推行一些溫和的改革措施，比如限制土地兼併的速度，或者鼓勵開墾荒地等，以緩解社會矛盾。
此外，徐晧很可能會與其他士族員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士族在當時的社會中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共同抵制外戚的過度專權，維護士族階層的利益。過與其他士族員的合作，徐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強自己在朝廷中的話語權，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
由於史料記載的缺失，徐晧的晚年事蹟及去世時間已無從考證。但他作為徐姓早期位列三公的代表人，對徐氏家族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至司空的經歷，提升了徐氏家族在東漢士族階層中的地位，為後續徐氏子弟仕奠定了良好基礎。從東漢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徐晧的任職經歷反映了東漢中期士族階層與外戚集團之間的權力平衡。他在三公任上的作為，雖然未留下記載，但對於維護當時的政治穩定、推社會經濟發展可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徐晧的生平事蹟雖因史料簡略而顯得模糊，但他在東漢中期政壇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視。作為一位至三公的員，他的經歷折出東漢時期士族階層的發展軌跡、選制度的實際運作以及外戚專權背景下的政治生態。儘管史料有限，但過對其所時代背景的分析和職職責的推測，我們仍能到他在當時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他也因此為東漢歷史上一位值得關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