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玄者，東漢桓帝朝地方重臣也，其家世淵源、早年宦跡皆未詳載於史，唯據零散史料推斷，其於漢桓帝時期（西元146年—西元167年）出任泰山郡太守，躋東漢大郡行政長之列，方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一抹痕跡。泰山郡，始置於西漢初，轄境大致涵蓋今山東泰安、萊蕪、淄博南部及江蘇徐州北部，地中原與齊魯界，既是通要衝，又因泰山為天下名山、歷代帝王封禪之地，兼政治象徵意義與軍事戰略價值，實為東漢“大郡”之一。東漢太守秩二千石，總掌一郡民政、軍政、司法、財政，大郡太守更是常由朝廷親信或資深員出任，徐玄能任泰山郡太守，足見其在桓帝一朝備一定的行政能力與政治聲，亦反映出徐姓宗族在東漢中期已躋地方僚系上層。
漢桓帝劉志在位二十一年，雖為東漢中期君主，然其統治時期實為王朝由穩轉衰之關鍵節點——朝堂之上，外戚梁冀專權十餘年，梁冀被誅後，宦集團又趁機崛起，“五侯”“十常侍”相繼擅權，士大夫與宦的矛盾日益尖銳，終引發“黨錮之禍”；地方層面，土地兼併加劇，流民問題凸顯，小規模農民起義與豪強叛此起彼伏，泰山郡所在的兗州一帶，更是因地中原腹地，豪強勢力盤錯節，治安患頻發。徐玄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赴任泰山郡太守，肩負起鎮守大郡、穩定地方的重任。
東漢太守之核心職責，首推“牧民”，即掌管一郡民政與教化。泰山郡轄下十餘縣，人口數萬，徐玄任，需親自主持地方政務：其一，核驗戶籍與土地。東漢中期戶籍混，豪強地主常匿人口、兼併土地，徐玄需派遣屬下鄉核查，釐清編戶齊民數量與耕地面積，以此為依據徵收賦稅、徵發徭役，既要保證朝廷賦稅足額上繳，又需避免過度盤剝百姓，以防流民滋生。其二，推行教化與禮儀。泰山郡為孔孟之鄉近鄰，儒學氛圍濃厚，徐玄需修繕郡學校，延請儒師教授弟子，傳播儒家倫理；同時依《漢儀》規範地方婚喪嫁娶禮儀，倡導孝悌之風，以教化穩定地方秩序。其三，賑濟災荒與安流民。桓帝時期氣候多變，泰山郡偶有旱災、蝗災發生，若遇災年，徐玄需及時開倉放糧，組織災民自救，同時向上奏報災，請求朝廷調撥救災資；對因災流亡至泰山郡的流民，需登記造冊，妥善安置，或引導其開墾荒地，或協助其返回原籍，以防流民聚集為。
其次，太守兼掌一郡軍政，需負責地方治安與軍事防。泰山郡地形複雜，既有泰山山脈縱橫其間，又有汶水、泗水貫穿境，易藏邪，東漢中期更常有“盜賊”盤踞山林，劫掠商旅與百姓。徐玄任，需整頓郡兵——東漢郡兵由太守直接統領，稱“材”“騎士”，徐玄需定期練郡兵，提升戰鬥力；同時派遣郡兵清剿山林中的盜賊團伙，追捕逃犯，保障境通與百姓生活安全。此外，泰山郡北鄰青州，南接徐州，若周邊州郡發生叛，徐玄需率郡兵馳援，或加強邊境防，防止叛蔓延。據《後漢書·桓帝紀》載，桓帝延熹三年（西元160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此次叛規模較大，波及泰山、琅邪兩郡，若徐玄任職時間與此次叛重合，其必親率郡兵參與平叛——或正面迎擊叛軍，或防守郡城，或配合朝廷派遣的中郎將段熲大軍協同作戰，以保泰山郡不失。
再者，太守需主持司法審判，維護地方法治。東漢地方司法實行“郡縣兩級制”，縣一級無法裁決的案件需上報郡府，由太守最終審定。徐玄任，需親自審理重大案件，如殺人、搶劫、豪強欺百姓等，依據《漢律》作出判決，既要嚴懲惡徒，又需避免冤假錯案。同時，需監督縣級吏的司法行為，防止其貪贓枉法、濫用刑罰——泰山郡豪強勢力強盛，常有豪強幹預司法，包庇親信，徐玄需頂住力，嚴格執法，打擊豪強囂張氣焰，以維護法律公正與朝廷權威。此外，太守還需負責郡吏的考核與任免，徐玄需定期考核轄下縣令、縣丞、縣尉及郡府屬的政績，對賢能者舉薦至朝廷，對不稱職者予以罷免或懲，以保證地方僚隊伍的高效運轉。
泰山郡作為東漢大郡，另有一特殊職責——參與泰山封禪相關事務。雖東漢自武帝劉秀封禪泰山後，桓帝時期未再舉行封禪大典，但泰山作為“五嶽之首”，其山廟祭祀、日常管理仍屬泰山郡管轄。徐玄任，需定期派人修繕泰山上的明堂、登封臺等封禪蹟，維護泰山山神祠廟；每逢祭祀之日，需親自或派遣郡丞前往主持祭祀儀式，獻上祭品，宣讀祭文，以彰顯朝廷對泰山的尊崇，同時藉助神權鞏固地方統治。此外，泰山一帶常有文人墨客、方士士遊歷，徐玄需接待過往名士，與之流學問，或向朝廷舉薦有才華的士，以提升泰山郡的文化聲。
關於徐玄任泰山郡太守的時間，史料未明確記載，僅能依據桓帝時期泰山郡的歷史事件大致推斷。桓帝在位期間，泰山郡先後發生延熹三年（西元160年）公孫舉叛、延熹八年（西元165年）護羌校尉段熲率軍途經泰山平叛等事件，徐玄或在這些事件前後出任太守。其任事蹟雖未詳載於《後漢書》等正史，但結合東漢太守的常規職責與泰山郡的實際況，可想見其日常工作之繁雜——或在災年奔波於各縣城賑濟災民，或在叛時坐鎮郡城排程郡兵，或在公堂之上審理案件、考核吏，或在泰山腳下主持祭祀、接待名士。這些看似瑣碎的事務，實則皆是維繫一郡穩定、保障朝廷統治的關鍵，徐玄正是過這些日常履職，為盪中的東漢王朝守住了泰山郡這一重要之地。
憾的是，《後漢書》未為徐玄立傳，其卸任泰山郡太守後的去向、最終結局，乃至其生卒年份，皆已湮沒於歷史塵埃。或因東漢後期戰頻繁，史料散佚；或因徐玄行事低調，無驚天地之舉，未引起史家關注。然觀東漢歷史，地方太守實為王朝統治的“基石”，無數如徐玄這般的太守，在中央政局盪之際，默默鎮守一方，理民政、整飭軍備、維護法治，延緩了王朝衰落的程序。徐玄雖無顯赫功績傳世，但其出任泰山郡太守一事，已足以證明其在東漢中期地方政治中的地位，亦為後世研究東漢地方行政制度、徐姓宗族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
史家范曄著《後漢書》，曾嘆東漢“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在這樣的衰世之中，徐玄以泰山郡太守之職，恪盡職守，守土安民，雖未留下濃墨重彩的事蹟，但其影已融東漢中期地方治理的歷史圖景之中。他代表了東漢無數“循吏”的影——不求名垂青史，但求無愧於朝廷、無愧於百姓，以一己之力，為風雨飄搖的王朝撐起一方安定。徐玄之名，雖僅在歷史長河中一閃而過，然其任職泰山郡的經歷，已足以讓後世銘記：東漢中期，有一位徐姓太守，曾在泰山腳下，為這片土地的穩定與發展，付出過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