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該是南朝宋時期參與中外流事務的員，其事蹟雖未單獨載正史列傳，僅散見於《宋書·自序》等有限史料，但結合南朝政治背景與中外往態勢，仍可勾勒出其生平廓，展現其在特定歷史場景中的作用與價值。
徐該的生卒年份、籍貫及早年經歷均無明確記載，這與南朝時期中下級員史料留存的普遍狀況一致。從其任職軌跡推測，他應在宋文帝元嘉初年（424年前後）步仕途，憑藉一定的學識與行政能力逐步積累資歷。南朝宋繼承東晉政治傳統，州府幕僚的任用多注重實務能力，徐該能擔任“州治中”這一要職，足以證明其備理州府日常政務、協調各方事務的才幹。
“州治中”全稱為“治中從事史”，是州刺史的核心屬，主要職責包括協助刺史理州府文書、統籌行政事務、監督屬吏履職，同時在刺史缺位時可暫代部分職權，堪稱州府的“政務中樞”。徐該任職時的上司是廣州刺史劉勔，劉勔在南朝宋後期頗聲，曾參與平定多起叛，其對幕僚的選拔標準嚴苛。徐該能為劉勔的重要幕僚，側面反映出他在行政能力、忠誠度等方面得到認可，二人的配合為廣州地區的穩定與對外往的推進奠定了基礎。
廣州在南朝時期是中國與南海諸國往的核心門戶。自東漢以來，廣州便為海上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到南朝宋時，與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一帶）等國的貿易與朝貢往來已常態化。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林邑國派遣使者攜帶貢品朝，徐該因在廣州州府任職期間悉對外事務，且備較強的通與協調能力，被委以護送貢品前往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的重任，這為其生平中最明確的事蹟記錄。
此次護送的貢品“陋匊”與“白疊布”，是當時南海諸國的代表產。“陋匊”據考證為林邑國特有的水果或植製品，因地域稀缺為朝貢珍品；“白疊布”則是用棉花織的布料，彼時中國地紡織原料仍以、麻為主，棉花種植與紡織技尚未普及，這種質地的布料屬於名貴商品，兼實用價值與外象徵意義。徐該護送貢品的行程需從廣州出發，經珠江水系進長江，再逆流而上抵達建康，全程數千裡，不僅要保障貢品安全，還需協調沿途州郡的接待與轉運事宜，其任務的複雜與重要不言而喻。
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遠超簡單的貢品轉運。從政治層面看，徐該作為朝廷與藩屬國之間的聯絡執行者，其順利完任務鞏固了南朝宋與林邑的朝貢關係，彰顯了宋文帝時期南方邊疆的穩定；從經濟文化流層面，他護送的貢品既現了南海諸國對南朝宋的臣服姿態，也為地帶來了新的產與文化元素，為後續棉花等作的傳與推廣埋下伏筆。徐該作為這一歷史程序的參與者，雖未留下詳細的行記錄，但他的履職是南朝對外往系有效運轉的影。
元嘉二十二年之後，徐該的事蹟再無史料記載，其後續仕途走向、退休時間及卒年均不可考。結合南朝宋中後期的政治環境推測，他可能繼續在地方州府任職，或因年事漸高致仕返鄉。儘管史料記載匱乏，但徐該的存在印證了南朝時期中外往中“地方執行—中央對接”系的運作模式，即由邊疆州府負責與藩屬國的初步接洽，再由指定員完後續的朝貢流程，這一模式為隋唐時期更的對外往系提供了實踐基礎。
徐該的生平雖簡，卻折出南朝宋時期中下級員在歷史程序中的作用。在宏大的中外流敘事中，像他這樣的執行者或許沒有顯赫的爵位與傳世的功業，但正是無數類似的行，構建起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聯絡網路。其事蹟的留存，也為研究南朝時期的對外關係、地方行政制度及南海產流提供了珍貴的個案佐證，為解讀那一時代中外往史的重要細節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