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甝，生卒年不詳，隋代專攻經史的學者，以研《漢書》著稱於世，主要活躍於隋煬帝大業年間（605年—618年）。在隋代學復興的浪中，他憑藉深厚的史學功底躋京師學者之列，參與國家典籍整理工程，為隋代專門學問研究者群的典型代表。
隋代雖國祚短促，卻在文化學領域就卓著。隋文帝建國後便廣求天下書，命人校勘整理；至隋煬帝即位，對學文化的重視更甚，不僅在營建東都藏書殿，廣聚南北典籍，還下詔徵召天下學者京，一時俊才雲集，形了興盛的學氛圍【__LINK_ICON】。這一背景為徐甝這類專典籍的學者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契機——《漢書》作為“前四史”之一，記載西漢一代典章制度與歷史變遷，是隋代經史研究的核心典籍，徐甝深耕此書，恰契合了時代學需求。
大業年間，徐甝因“通《漢書》”的聲名被朝廷徵召至京師。當時隋煬帝為梳理典籍、完善文獻系，啟了大規模的史籍整理工作，徐甝以其專業所長躋其中。雖未明確記載其參與的專案，但結合隋代學工程來看，他的工作或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漢書》的校勘與註釋，隋代學者治史重實證，徐甝可能對照不同版本勘正文字訛誤，補充史實考辨；二是史籍分類與編目，為配合《隋書·經籍志》的編纂基礎工作，他或許參與了史部典籍的甄別與歸類，這一工作直接影響了後世“經史子集”四分法的完善；三是史料輯佚與補綴，針對前代散佚的《漢書》相關注文與史料，進行蒐集整理以富典籍容。
徐甝的學貢獻，需置於隋代“專門之學”的發展脈絡中審視。魏晉以來，學多為門閥士族壟斷，且偏於玄談；隋代則轉向經史實證，強調專領域的深耕。徐甝專攻《漢書》，正是這種學轉向的現——他不僅需通曉《漢書》本文，更要稔前代註疏（如服虔、應劭注），掌握漢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配套知識，其學識深度非泛泛涉獵者可比。這種專門化的學能力，使他在典籍整理中為不可或缺的骨幹力量。
作為被朝廷徵召的學者，徐甝的經歷也折出隋煬帝時期的選才特點。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設十科舉人，“文才秀”為首要標準，後又創進士科，打破了門閥對仕途的壟斷。徐甝雖未涉足仕途，但其被徵召京參與國家學工程，本質上是朝廷對“真才實學”的認可，與科舉制的選才理念一脈相承，現了隋代對專業學人才的重視。
史書中未記載徐甝的籍貫、家世及晚年境遇，其生平軌跡隨隋末戰與典籍散佚而模糊。大業末年，天下大，藏書殿的典籍在戰火中損毀嚴重，徐甝參與整理的果或部分流失，僅能從《隋書·經籍志》所存的《漢書》相關著錄中，間接知當時的研究盛況。他或許在戰中避世居，或許仍堅守整理典籍的工作直至隋亡，最終湮沒於歷史塵埃。
徐甝這類“專門學者”，雖無驚天地的功業，卻為文化傳承築牢了基。隋代能就《隋書·經籍志》這樣的目錄學巨著，正是無數如徐甝般的學者潛心校勘、分類、整理的結果。他們的存在證明，一個時代的文化高度，不僅依賴於頂層的制度設計，更離不開基層學者在專業領域的深耕細作。徐甝的名字雖鮮為人知，但其對《漢書》的研究與典籍整理工作，已為隋代學史上不可或失的一環，為後世的史學研究留存了珍貴的文獻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