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祚是南朝宋文帝時期的地方員，其生平記載雖散佚簡略，核心事蹟僅見於《宋書·符瑞志》，但作為南朝“祥瑞政治”的典型參與者，他的經歷折出劉宋政權建立初期，地方與中央過“符瑞”互的政治生態，也為研究南朝地方行政運作與統治合法建構提供了關鍵個案。
從時代背景來看，徐祚活躍的宋文帝元嘉年間（424年-453年），是南朝宋相對穩定的“元嘉之治”時期。宋文帝劉義隆登基後，為鞏固皇權、重塑漢族政權正統，一方面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恢復社會生產；另一方面則藉助“祥瑞”這一傳統政治符號，強化統治的合法——自秦漢以來，“祥瑞”被視為“天命所歸”的象徵，南朝政權偏安江南，更需過此類符號向朝野證明“天命在宋”，消解北方政權的正統挑戰。這一政治需求，為地方員如徐祚上報祥瑞提供了直接因。
關於徐祚的早年履歷，現存史料並無明確記載。結合南朝選制度推測，他大機率出於中等士族家庭。南朝時期，地方郡守多從士族子弟中選拔，或由軍功、政績突出的中下級員晉升。徐祚能出任汝南太守這一要職，可見其備一定的行政能力與政治資源。汝南郡地南朝宋北部邊境，毗鄰北魏勢力範圍，既是軍事防重鎮，也是南北文化流的前沿，此地出現“祥瑞”，更易被賦予“邊境安寧、國運昌隆”的政治解讀，這也為徐祚選擇在此上報“白麞”的重要背景。
徐祚的核心事蹟，集中發生在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據《宋書·符瑞志》記載，這一年，徐祚在汝南郡境巡查時，下屬上報“獲白麞”——“白麞”即白的獐子，在古代象徵“仁德所及、萬咸寧”，被列為重要祥瑞之一。徐祚得知後，立即組織屬吏對“白麞”進行核驗，確認其純白、態異於常，隨後按照南朝方流程，撰寫詳細奏疏，附上“白麞”的特徵描述與捕獲地點，快馬送往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向宋文帝上報這一“符瑞”。
此事的政治意義遠超“捕獲異”本。對徐祚而言，上報祥瑞是地方員向中央表忠心、求認可的重要方式：在南朝政治系中，地方若能發現並上報祥瑞，不僅能彰顯自己治下“政通人和、天降祥瑞”，還能迎合皇帝對“天命正統”的需求，進而獲得升遷或賞賜的機會。而對宋文帝來說，徐祚上報的“白麞”，恰好為他“治國有方、仁德佈於天下”的佐證——宋文帝隨即下令將此事通報朝野，收錄《符瑞志》，並對徐祚予以嘉獎，既強化了自統治的合法，也引導更多地方員效仿這一行為，形“上下互”的祥瑞政治氛圍。
徐祚的事蹟雖簡略，卻有典型意義。他並非南朝唯一上報祥瑞的地方，在《宋書·符瑞志》中，類似“獲白麞”“見麒麟”“出甘”的記載多達數十條，徐祚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這些案例共同構了南朝“祥瑞政治文化”的圖景：地方員過報告祥瑞迎合中央，中央則利用祥瑞鞏固統治，二者形的政治互，為南朝政治運作的重要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