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鑑是隋代煬帝時期的地方員，以歷郡丞之職活躍於隋末世，其事蹟僅在《隋書·地理志》中留有零星記載。作為隋末堅守地方的員代表，他在劉元進起兵響應楊玄叛時“勒兵拒守”的舉，雖未見於詳細傳記，卻折出隋朝統治崩潰前夕地方吏的生存抉擇，為研究隋末政治盪與地方治理的重要微觀樣本。
從時代背景來看，徐鑑所的大業年間（605年-618年），是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階段。隋煬帝營建東都、開鑿運河、三徵高麗，過度消耗民力，導致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大業九年（613年），禮部尚書楊玄於黎起兵反隋，為垮隋朝統治的重要導火索，各地豪強與流民紛紛響應，江南地區因徭役繁重更是叛頻發。此時的歷郡（今安徽和縣）地江淮要衝，是連線中原與江南的通樞紐，其安危直接關係到江淮地區的穩定，徐鑑正是在這樣的危機局勢中出任郡丞一職。
關於徐鑑的家世淵源與早年經歷，現存史料並無明確記載。結合隋代制推測，他應備一定的行政與軍事素養。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革地方制，改州為郡，實行郡縣二級制，郡丞作為郡太守的副職，由中央直接任命，協助太守理行政事務，品秩約為五品。徐鑑能出任此職，或憑藉科舉出，或過軍功、政績積累晉升，其早年生涯大機率圍繞地方行政事務展開，逐步悉了戶籍管理、賦稅徵收與治安維護等核心職能。
徐鑑的核心事蹟集中於大業九年的平叛行。當年七月，楊玄起兵後，江南吳郡人劉元進以反對徵調江南百姓征伐高麗為號召，舉兵響應，一月之部眾便達數萬。十月，劉元進被推舉為盟主，自稱天子，毗陵、會稽等江南多地紛紛響應，叛迅速蔓延至江淮流域。歷郡因地理位置重要，為叛軍北上擴張的潛在目標，地方局勢瞬間張。
面對洶湧的叛浪，徐鑑展現出強的應變能力。作為郡丞，他雖非軍事主，但在太守可能缺位或失措的況下，主承擔起防職責，“勒兵拒守”以保境安民。其舉措可結合隋代地方防系推測：一方面，他需整合郡有限兵力，包括地方駐軍與臨時徵召的丁壯，加固城池防工事；另一方面，需安城百姓，穩定人心，同時嚴格管控糧食與兵儲備，為長期堅守做準備。歷郡最終未被劉元進叛軍攻破，足見徐鑑的防部署與指揮能力起到了關鍵作用。
徐鑑的堅守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歷郡的穩固不僅保護了當地百姓免戰，更在江淮地區形了一道防屏障，延緩了叛軍北上與其他叛勢力匯合的步伐，為隋朝中央爭取了短暫的平叛時間。相較於當時許多風而降或棄城而逃的地方員，徐鑑的堅守更凸顯出其責任心與擔當神，為隋末世中地方治理的一抹亮。
作為隋代地方員的影，徐鑑的事蹟有鮮明的時代典型。隋末世中，地方員的選擇直接影響著一方安危，徐鑑“勒兵拒守”的舉，既現了隋代中央集權下地方的職責堅守，也暴了隋朝統治系的脆弱——僅憑個別員的努力，已無法挽回整個王朝分崩離析的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