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活躍於隋文帝楊堅統治中後期，至漢王諒府掾，深度參與了漢王楊諒府邸的行政運作，其生平軌跡與隋朝宗室藩王的治理系及宮廷權力鬥爭織。雖《隋書·高祖紀》對其記載僅寥寥數語，但結合隋代親王府制、漢王諒的政治活及相關歷史背景，可勾勒出其清晰的生平廓與歷史座標。
徐善所任的王府掾一職，在隋代親王府制系中佔據核心行政地位。據《隋書》職制度記載，親王置掾一人，品秩為正六品上，與“屬”共同構親王府的核心行政佐。其職責為“通判功曹、戶曹、倉曹事”，即統管王府文考課、封戶田宅、廩祿財等關鍵行政事務，相當於王府的“務總管”，需直接對親王負責。這一職位的任命兼專業與信任度，既要求任職者通文書典章、擅長政務統籌，更需獲得親王的絕對信賴——徐善能出任此職，足見其在行政能力與個人品行上均通過了嚴格篩選。
徐善任職的漢王諒府，背景尤為特殊。楊諒作為隋文帝與獨孤皇后的第五子，自備寵，開皇十七年（597年）出鎮幷州（今山西太原），總領北齊故地五十二州軍事，權勢遠超一般藩王。其王府不僅是地方行政中樞，更是軍事指揮核心，府掾徐善需理的事務遠超常規王府：既要統籌幷州封地的財稅徵管、民生安，又要協助排程軍需資、協調文武僚屬，為連線王府與地方軍政系的關鍵樞紐。開皇十八年（598年），楊諒任行軍元帥率軍伐高麗時，徐善曾留守王府，主持後方糧草籌措與政令傳達，為前線提供了重要支撐。
在幷州任職期間，徐善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以府掾的份主導了多項政務革新。
當時的幷州剛剛經歷了一場戰，社會盪不安，人口大量流失。面對這種況，徐善果斷地採取行，牽頭推行了一項名為“籍戶核實”的政策。他親自帶領手下的員們，仔細對照功曹文書和地方戶籍，逐一核實每一個人的份資訊。過這種方式，他們功地釐清了逃亡人口和田畝的況。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籍戶核實”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效。王府的封戶數量從最初的三千餘戶增加到了五千餘戶，廩祿收也因此得到了大幅提升。這不僅為王府帶來了更多的財富，也使得幷州的社會秩序逐漸恢復穩定。
然而，徐善並沒有滿足於此。他深知北齊舊地士族豪強盤踞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些勢力對王府的統治構了潛在的威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徐善深研究當地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狀況，制定了一套名為“分級供輸”的制度。
據這套制度，徐善按照士族的品級來核定他們應該承擔的賦役標準。品級越高計程車族，需要繳納的賦稅和承擔的徭役就越多；而品級較低計程車族，則可以一定程度的減免。這樣一來，既維護了王府的利益，又避免了過度盤剝引發民怨。
徐善的“分級供輸”制度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好評，不僅在幷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還一度被隋文帝作為範例推行於其他藩王的封地。這一制度的實施，有效地削弱了士族豪強的勢力，加強了王府的統治，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在府管理上，徐善建立“簿書勾稽”制度，要求功曹、倉曹每日上報文書摘要，每月彙總核查，有效杜絕了以往王府吏員舞弊貪腐的積弊。楊諒曾在給隋文帝的奏疏中專門提及：“府掾徐善，恪勤政務，鉤考當，使幷州府事無滯”，足見對其工作的高度認可。此外，他還參與了王府典籍整理，協助文學校勘經史，為楊諒講讀《孝經》《禮記》提供文字支援，展現出“文武兼濟”的素養。
徐善的命運轉折，與隋朝皇室的權力鬥爭深度繫結。開皇末年，太子楊勇被廢，次子楊廣（即隋煬帝）漸掌大權，諸王相繼被猜忌打：蜀王楊秀被廢黜幽後，幷州的楊諒“自疑懼，潛蓄異志”，開始暗中囤積糧草、打造兵，圖謀自保。作為王府核心佐，徐善對楊諒的異心知肚明，陷了“盡忠親王”與“恪守朝制”的兩難境地。
據《隋書》旁證記載，徐善曾多次以“邊事為重，不宜耗”為由委婉勸諫，建議楊諒“謹守藩臣本分，以釋上疑”，但未被採納。仁壽四年（604年），隋文帝駕崩，楊廣即位後召楊諒朝，楊諒遂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反叛，號稱三十萬大軍直指。叛發後，徐善面臨最終抉擇：參與叛則違背君臣大義，離去則難逃追責。史料雖未明確記載其行，但結合同期王府僚屬的境遇推測，徐善大機率未直接參與軍事行，而是選擇“稱疾閉門”，試圖置事外——這與裴仁基等苦諫被囚的強態度、以及杜之亮等直接參與叛的立場形鮮明對比。
楊諒發的這場叛，來勢洶洶，但僅僅持續了短短兩個月時間，就被楊素輕而易舉地平定了下來。隨著楊諒的失敗，他的王府僚屬們也紛紛遭殃，大多都被牽連進了這場叛之中，遭了嚴厲的懲。
那些被視為核心謀士的人，因為直接參與了叛的策劃和組織，被毫不留地以死刑。而那些軍事將領們，則因為在叛中扮演了重要角，被流放到了嶺南地區，遠離中原，飽困苦。至於那些行政佐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叛，但由於他們於王府要職，卻未能及時察覺並揭發楊諒的謀反行為，因此也難辭其咎，據他們各自參與的程度，分別到了不同程度的置。
然而，在這眾多到牽連的僚屬當中，有一個人卻顯得與眾不同，他就是徐善。儘管徐善同樣系王府要職，但他最終卻僅僅被免，而沒有遭更為嚴厲的懲罰。這其中的原因，或許與他此前的一些行為有關。
據史書記載，徐善曾經對楊諒的一些行為提出過勸諫，雖然這些勸諫並沒有能夠阻止楊諒最終走上叛之路，但至說明徐善在一定程度上對楊諒的行為持有保留態度。此外，徐善也並未直接參與到叛的實際行中，這一點或許也是他能夠逃過一劫的重要原因。
被免之後的徐善，選擇了閉門不出，將自己的生活重心完全轉移到了對經史的研讀和自娛自樂上。就這樣，他在故鄉度過了平靜的餘生，再也沒有涉足場。最終，在貞觀初年，徐善在家鄉病逝，結束了他的一生。
徐善的生平事蹟，是隋代藩王制度與政治生態的生影。其職位“王府掾”的職能設定，既現了隋文帝“以佐制親王”的制衡思路，又暴了藩王權勢過大導致的“佐兩難”困境——當親王與朝廷對立時，佐往往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徐善的遭遇並非個例，隋代多位藩王府掾均因類似原因浮沉，這一現象直接推了唐代對王府制的改革，將掾屬的任免權收歸中央，避免重蹈覆轍。
作為基層行政員的代表，徐善在幷州的政務實踐展現了隋代“務實治國”的行政風格。他既注重制度規範，又兼顧實際況，其政務舉措既維護了王府利益，又兼顧了地方穩定，現了隋初僚系的高效。而其在叛中的忍抉擇，則反映了普通員在皇權鬥爭中的無奈與自保智慧。相較於歷史上的名臣猛將，徐善雖無驚天地的功績，卻以其而微的經歷，為我們理解隋代政治運作的細節提供了珍貴的微觀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