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璆，字號與籍貫未見明確史料詳載，據南朝士族遷徙與任職軌跡推測，或出東海徐氏分支，為南朝梁武帝時期資深經學家，至五經博士，長期承擔皇子經學教育職責，其事蹟雖未獨立傳，卻在梁代儒學復興與皇室教育系中留下重要印記，散見於《梁書》《南史》的禮志與諸王傳記中。
梁武帝蕭衍登基後，於天監四年（505年）下詔建國學、開五館，復置五經博士五員，各主一館，專司經學講授與人才培養。這一舉措既是對漢魏經學傳統的延續，更是梁武帝“以儒治國”理念的實踐。徐璆以深厚的經學造詣選，為五館五經博士之一，主講《尚書》與《禮》學，其講學風格兼考據嚴謹與闡釋通俗，既重經文字義的訓詁，又善結合時政闡發經義，很快在學界嶄頭角。
隨著皇子們漸至就學年齡，梁武帝亟需學識深且品行端方的學者主持皇室教育，徐璆因講學聲與廉潔守被選中，兼任皇子侍讀，專授諸皇子儒家經典。當時梁武帝對皇子教育極為重視，不僅要求掌握五經文字，更強調經義與德行修養的結合，這與徐璆“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高度契合。他為皇子定製了“循序漸進、知行合一”的教學方案：先以《論語》《孝經》奠定德行基礎，再授《尚書》明曉治道，最後講《禮》規範言行，這種階梯式教學深得梁武帝認可。
教學過程中，徐璆注重將經文與歷史案例結合，講解《尚書·堯典》“親九族，平章百姓”時，便以西周宗法制度與東晉門閥共治為例，闡釋“家國同構”的治理邏輯；講授《禮記·曲禮》時，則結合梁代禮制改革實踐，解析“禮序乾坤”的社會功能。為兼顧不同皇子的資質差異，他採用“個別答疑+集論辯”的方式，對聰慧善思的蕭統側重引導經義闡發，對尚年的蕭綱則多用故事化講解，極大提升了教學效。史載諸皇子“每退朝即館業，未嘗稍怠”，其勤勉學風與徐璆的教學引導不可分。
除皇子教育外，徐璆還深度參與梁代儒學文化工程。天監年間修撰《五禮》時，他以《禮》學專長協助嚴植之、陸璉等學者審定凶禮與軍禮部分條文，主要負責核查古禮記載與現行儀軌的銜接，提出“稽古而不泥古，應時而不違經”的修訂原則，其多條建議被採納，最終促這部八千餘條禮儀規範的巨著問世。他還參與了太學教材編纂，將授課時的講義整理為《尚書集解》《禮記講疏》，為當時太學與五館的通用教材，對梁代經學傳播起到重要推作用。
作為五經博士，徐璆始終堅守“傳道為先”的準則。面對南朝玄學餘風與佛教興起對儒學的衝擊，他在講學中既不排斥佛玄思想的合理分，又明確辨析儒學“世治世”的核心價值，強調“五經者，治國之本，立之準則”。其教學不僅塑造了皇子們的儒學素養，更影響了梁代政治風氣——後來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纂《文選》時，便延續了徐璆“經史並重、文以載道”的理念。
徐璆的場生涯可謂是相當漫長，他從梁武帝的中前期開始任職，一直到晚年才因為眼睛疾病而請求辭。然而，即使他已經卸任，他仍然選擇留在京城，並沒有離開。
在他的晚年生活中，徐璆經常會應皇子們的請求，為他們解答各種疑和問題。他以其淵博的知識和富的經驗，給予這些年輕的皇室員寶貴的指導和建議。
徐璆的一生都過得非常清貧，儘管他長期在皇帝邊任職，但他從未利用自己的職權來謀取個人私利。相反，他始終堅守著廉潔奉公的原則，不為金錢和權力所。
在臨終前，徐璆做出了一個令人敬佩的決定——他將自己畢生所收藏的書籍全部捐贈給了太學。這些書籍不僅是他個人的財富，更是他一生學研究的結晶。過這樣的舉，徐璆真正踐行了“經師人師合一”的儒者風範，為了後人學習的楷模。
作為梁代五經博士的代表，徐璆既是經學的傳承者，更是皇室教育的實踐者。他的教學活不僅培育了一代皇室員的儒學基，更過參與制禮作樂、編纂教材，推了梁代儒學的復興。儘管史料對其記載簡略，但從梁代皇室的儒學素養與經學發展脈絡中，仍可清晰窺見這位經學家的歷史貢獻，其事蹟也為理解南朝儒學與皇室教育關係的重要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