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渙（約810年—約875年），字思順，衢州龍游（今浙江龍游）人，唐武宗會昌年間出任地方縣令，活躍於晚唐“會昌中興”至宣宗大中年間，以勤政民、務實興邦的治績著稱。其生平雖未見於正史列傳，但結合《東縣誌》《衢州府志》及徐氏家族譜牒的零星記載，可勾勒出這位晚唐縣令深耕地方、造福一方的履職軌跡，其治政舉措既契合武宗朝改革基調，又彰顯了基層員的民生懷。
徐渙出儒學世家，祖父曾任州學博士，父親以明經仕歷任縣丞，家族世代秉持“學以致用、濟世安民”的家風。他自聰慧好學，遍讀經史與治政典籍，尤其鑽研《唐六典》中地方治理篇章，青年時師從衢州名士研習吏治之，積累了紮實的實務功底。唐武宗會昌初年，徐渙以明經科及第，過吏部銓選，因“識見明達、事沉穩”被任命為婺州東縣令，秩從七品下，開啟了其紮基層的治政生涯。
會昌年間正值武宗推行“會昌中興”，改革弊政、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為時代主題。徐渙到任東時，當地面臨三大難題：水利失修導致農業歉收、寺院佔田嚴重影響賦稅、文教滯後滋生陋習。他秉持“民為邦本”理念，首要解決民生本，將水利興修作為施政重點。東境南江、北江支流縱橫，卻因年久失修堤壩潰決，旱澇替。徐渙親赴田間地頭勘察，繪製水利分佈圖，牽頭組織“以工代賑”，招募流民與鄉民疏浚河道三十餘里，加固河堤二十餘，還修建三座引水渠與五座蓄水塘，使千餘畝荒田變為沃野。當年東便迎來收，百姓為念其功，將其中一條水渠命名為“徐公渠”。
針對武宗朝著力整頓的寺院佔田問題，徐渙依規行事卻不失。當時東境多座寺院佔據大量良田，僧勾結豪強逃避賦稅，加劇民生負擔。徐渙並未簡單強制拆寺，而是先核查寺院田產檔案，區分合法賜田與侵佔民田，對侵佔部分依法收回分配給無地農戶；對合法田產則按制徵收賦稅，同時勸導寺院僧參與農事與公益，將部分寺院閒置房屋改建為鄉學，既響應了朝廷政策，又減了社會盪，得到上司與百姓的雙重認可。
在教化與民生治理上，徐渙多措並舉重塑地方風氣。他發現東部分鄉村仍有“信巫棄醫”“薄養厚葬”的陋習，遂一方面頒佈令嚴祀，邀請郎中下鄉義診、傳授醫藥知識；另一方面親自講學鄉學，以儒家孝悌思想教化百姓，還樹立孝廉典型予以表彰，逐步革除陋習。他極為重視教育，捐出部分俸祿修繕州學與鄉學，聘請飽學之士任教，尤其鼓勵寒門子弟學，其長子徐珏便是在他的教導下，年便能默誦《易經》《禮記》，後被唐宣宗召至殿中試課獲賜帛，次年登子科及第，被譽為“神”。
作為縣令，徐渙將“輕徭薄賦、均平賦稅”落到實。他重新核查戶籍與田畝，糾正此前“富戶逃稅、貧戶重負”的弊端，制定公平的賦稅標準，還為災農戶申請賦稅減免；在徭役徵發上，他優先選用農閒時節，且按戶丁強弱合理分配，嚴吏額外攤派，極大減輕了百姓負擔。任他還修繕縣城道路與驛站，便利商旅往來，推東特產茶葉、綢的貿易流通，促進地方經濟復甦。
會昌末年，徐渙因政績卓著被擢升為婺州司馬，後歷任衢州長史等職，始終堅守基層治理的務實作風。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他隨子徐珏赴京，再次以明經科登第，獲授著作佐郎，負責文史編撰工作，晚年辭歸龍游故里，潛心整理治政心得與詩文。約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徐渙病逝於家中，年約六十五歲。
徐渙的一生，恰逢晚唐由“會昌中興”向後期過渡的關鍵時期。他在縣令任上，以水利興農安民生、以施策推改革、以教化育人正風氣，用紮實的治政實績踐行了“父母”的職責。其生平雖無驚天偉業，卻以“務實不激進、惠民不擾民”的風格，為晚唐基層員的典範，其事蹟也為研究會昌年間地方治理、武宗改革的基層實踐提供了鮮活樣本，彰顯了世之中士人堅守民生為本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