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昭，生卒年不詳，活躍於唐文宗大和年間（827—835年），是中唐文壇頗聲名的士型文士。他籍貫吳中（今江浙一帶），雖終未任顯宦，未涉足核心仕途，卻憑藉卓絕的文學才，躋劉禹錫、白居易領銜的頂級文人圈層，為大和詩壇“文以載道、以詩會友”風氣的代表人之一，其文化聲與社會影響力遠超普通白文士。
大和年間的詩壇，正於中唐向晚唐過渡的關鍵階段，韓愈、柳宗元等文壇先驅已相繼離世，劉禹錫、白居易憑藉數十年積累的文名與政治資歷，為詩壇核心領袖，加之名相裴度熱衷組織文酒雅集，形了“耆老主持、新秀雲集”的文化盛況。徐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文為闖核心文人圈。他自浸潤吳中文脈，承襲江東士族“文詞辨麗、學涉稽古”的文化基因，其詩文既帶著江南水鄉的清婉靈，又兼經史涵養的沉厚底蘊，與當時詩壇主流的平淡閒適之風相得益彰 。史料雖未載其詩作傳世，但從劉禹錫《送徐昭歸吳中》的贈詩中，可窺其才一二——詩中“吳中山水孕清才”的讚譽，足見劉禹錫對其文學造詣的高度認可。
徐昭與劉禹錫、白居易的往，並非泛泛之，而是基於神共鳴與文學互賞的深度契合。大和三年後，白居易作《中》詩倡導閒適生活態度，劉禹錫則詩藝愈發湛，“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二人皆樂於獎掖後進文士。徐昭雖無職加持，卻以通的、不俗的文思，為二人詩酒唱和的常客。相傳在裴度組織的文會中，徐昭曾以一首詠吳中春景的律詩驚豔四座，其“綠楊拂水含煙翠，白蘋隨風逐浪輕”的佳句，被白居易贊為“得江南之靈氣，塵俗之匠氣”，一時在文壇傳抄。他與劉、白的往，不涉功利，純以詩文相娛，或探討聲律對仗，或共話古今詩風，劉禹錫晚年赴蘇州任職時，還曾特意致信徐昭，邀約共遊虎丘、共賞吳宮古蹟，足見二人誼之篤。
作為未仕途的文士，徐昭的生活重心始終在文學創作與山水漫遊之間。他常年往來於、長安與吳中三地，既在京城參與文人雅集，汲取主流文壇養分，又常歸鄉居，從吳中山水人文中尋找靈。吳中作為江東文化核心區域，自六朝以來便是文人薈萃之地，“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郁芊芊撥不開”的歷史存與湖山勝景，為徐昭提供了不竭的創作素材。他的詩文多聚焦自然山水、民生百態與歷史興廢，風格清新自然卻不失風骨，既不同於元白詩派的淺切俗白，也區別於韓孟詩派的奇險雕琢，形了獨樹一幟的“清逸雅正”之風。時人評價其作品“讀之如飲山泉，甘冽沁脾，餘味悠長”，雖未結集傳世，卻過文人之間的唱和贈答，廣泛流傳於當時的文化圈層。
徐昭的聲名鵲起，印證了中唐文壇“以文取人”的價值導向。在門閥制度漸趨瓦解、科舉制度日益的唐代，文學才華為士人突破階層限制、獲得社會認可的重要途徑 。徐昭雖無簪纓之貴，卻憑藉自才，贏得了詩壇巨擘的賞識與同輩文人的敬重，其“不慕榮利、潛心文道”的人生選擇，也為當時部分文士的神參照。他與劉禹錫、白居易的詩文往來，不僅是個人誼的見證，更反映了大和詩壇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只要有真才實學，即便無職，亦可為文壇焦點。
縱觀徐昭的生平，他以文學為橋，連線起民間文士與頂級文人圈，以清逸詩風富了中唐文學的風貌。雖正史記載簡略，但其在當時的文化地位與社會聲名，過與劉、白的往佳話與流傳後世的贈詩得以印證。徐昭用一生踐行了“文以修、詩以會友”的文人理想，為中唐時期不慕功名、專注文道的文士典範，為後世留下了一段“白有雅緻，詩名京華”的文壇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