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期，生卒年不詳，初唐至武周時期著名文學侍從之臣，出名門，為隋末唐初名臣徐百藥之子，自承家學、稟賦過人，以文辭見長，活躍於武則天執政年間的宮廷文壇。作為常伴帝王左右的文學近臣，他頻繁隨駕巡幸、奉和應制，其創作既契合武周宮廷的文學風尚，又以工詩筆彰顯個人才，為見證武周宮廷文學特質的關鍵人，雖作品多已散佚，殘存篇章仍足以印證其當時的文壇影響力。
徐安期的文學侍從生涯，植於深厚的家學淵源與早年的才華積澱。據載，他七歲便能屬文，聰慧善辯，年時便展現出過人的文學天賦。其父徐百藥為唐初著名學者、詩人，曾預修《晉書》，文風沉鬱典雅，徐安期自耳濡目染，不僅承襲了父輩的文學素養，更養了契合宮廷語境的文風特質。年後，他過制舉仕，憑藉紮實的文辭功底逐步嶄頭角，恰逢武則天大力提拔寒門文士、倡導宮廷文學創作的時代契機，得以躋文學侍從之列，常伴君側參與各類宮廷文事活。
作為武周時期核心的文學侍從，徐安期的核心職責是隨駕巡幸、奉和應制，以詩筆頌聖紀盛、點綴太平。武則天在位期間，頻繁巡幸、溫泉宮等地，每有宴集、祭祀、出巡等活，必詔文學近臣賦詩應和，形“君臣唱和、詩什繁興”的宮廷文學氛圍。徐安期以其敏捷才思和工整詩風深得賞識，凡駕所至，皆有詩作獻上，其《從駕溫泉宮》一詩，以“神調溫，年年待聖人”呼應巡幸主題，既頌讚帝王恩威，又描繪宮廷儀仗之盛，合應制詩“雅正頌聖”的核心要求。此類作品雖以歌功頌德為旨，卻在格律、意境上頗匠心，為武周宮廷文學的典型範本。
在文學創作上，徐安期的作品既遵循武周宮廷文學的規範，又暗藏個人風格，對初唐詩歌格律的有所助力。武周時期的宮廷文學，上承上儀“綺錯婉”的“上”，下啟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定型，注重對仗工整、聲律協調。徐安期的殘存詩作中，《書殿賜宴應制》以“玉階鳴溜水，清閣引歸煙”的工穩對仗，展現出對“六對”“八對”規則的嫻運用；《奉和喜雪應制》則以“兩宮齋祭近，登臨雨雪紛”起筆，兼顧場景描繪與頌聖主旨，平仄協調、意境渾，現了初唐律詩走向的過渡特徵。其詩作雖多為應制題材，卻避免了齊梁宮詩的浮豔空疏，在頌聖之餘融自然意象，形“典雅而不滯，工麗而有生氣”的風格，到時人推崇。
除應制唱和外，徐安期還深度參與武周時期的宮廷文化工程，為聯結帝王與文壇的重要紐帶。聖歷年間（698—700），他與沈佺期等文士一同奉敕於東觀參與修書，憑藉紮實的文獻功底與文字能力，在典籍整理、文誥潤中發揮重要作用。武則天重視文化建設以鞏固統治，常命文學侍從草擬詔誥、修訂典籍，徐安期因其文辭嚴謹、才思敏捷，多次承擔此類要務，其工作不僅是文學創作，更兼政治輔助功能，為帝王文化政策的踐行者。同時，他與當時的宮廷文士遊切，形文學群效應，共同推武周宮廷文學氛圍的興盛，其影響力遠超個人創作本。
徐安期的文學侍從生涯，既是個人才華的展現，也是武周宮廷文學生態的影。武則天時期，宮廷文學不再是單純的娛樂點綴，而是為帝王彰顯文治、籠絡文士的重要手段，文學侍從的地位隨之提升。徐安期深諳宮廷文學的創作正規化，既滿足了帝王“頌德紀功”的政治需求，又在藝上追求進，其作品為了解武周宮廷文學“政治與藝兼顧”特質的重要證。雖其大部分作品已散佚，僅十一首詩作存於《全唐詩》等典籍中，但從史書記載的“當時文壇有影響力”來看，他在武周文學史上的樞紐作用不容忽視。
從初唐到盛唐的文學轉型中，徐安期作為武周時期的核心文學侍從，上承初唐宮廷文學的雅正傳統，下啟盛唐詩歌的開闊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