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嶷，生卒年詳載於其墓誌（現藏於金石博館），字仲山，祖籍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後遷居江南東道潤州（今江蘇鎮江），是唐肅宗至代宗時期致力於地方重建的基層員。他以宣州溧水縣尉之職，在安史之後的殘破世中，秉持“民以仁、治政以勤”的理念，全力安流民、恢復生產、整肅秩序，創下“政聲頗聞”的治績，為中唐世中基層治理的典範，其事蹟過墓誌銘文與地方史志得以傳世。
徐嶷出琅琊徐氏分支，為東晉名士徐邈之後，家族雖非顯赫權貴，卻世代傳承儒學家風。他自“篤行孝悌，博覽經史”，尤重《周禮》《管子》中的治政之，青年時便立下“以民生為念，以治績為功”的抱負。開元末年，徐嶷過明經科考試仕，初授潤州丹徒縣主簿，負責文書典籍與賦稅登記事務。任職期間，他以“勤勉嚴謹、事公允”著稱，對地方民疾苦多有察，積累了紮實的基層行政經驗，為日後主持一方治理奠定了基礎。
安史之的發，徹底打了唐朝的社會秩序。天寶十四載（755年）後，叛軍席捲河北、河南，戰火一度蔓延至江南，宣州作為江南東道的戰略要地，雖未直接遭叛軍，卻因流民湧、賦稅紊、治安失序陷困境。溧水縣地宣州東部，毗鄰金陵，是流民南遷的重要通道，戰中“縣境殘破，民多流散，廬舍焚燬，田疇荒蕪”，地方治理幾近癱瘓。廣德元年（763年），安史之平定不久，徐嶷命調任宣州溧水縣尉，秩從九品下，執掌縣境治安、緝捕盜賊、協助縣令理政務，為重建溧水秩序的核心骨幹。
赴任之初，溧水面臨三大困境：流民無家可歸、農耕生產停滯、治安患叢生。徐嶷並未急於推行苛政，而是率先“輕車簡從，遍歷縣境”，實地勘察災、探訪流民，掌握了詳細的民生狀況。針對流民安置難題，他上書宣州刺史，懇請“開倉放糧、劃撥荒地”，並在縣境南部設立“安流堡”，為流民提供臨時居所、種子農，同時推行“以工代賑”，組織流民修繕城池、疏浚河道，既解決了流民生計，又改善了地方基礎設施。他還親自為流民登記戶籍，區分“土著歸耕”與“外來安居”，制定差異化的賦稅政策，“三年免徵、五年減半”，極大調了流民復業的積極。
在恢復生產方面，徐嶷展現了務實的治政智慧。他深知“農為邦本”，戰後農田荒蕪、水利失修，便牽頭組織百姓修復廢棄的渠堤壩，引進江南先進的耕作技，推廣稻麥作模式。為解決耕牛短缺問題，他出面協調富戶借出耕牛，由府補草料，同時嚴吏強徵民力、侵擾農時，“令民自耕，吏勿干預，唯督勸而已”。經過兩年治理，溧水縣“荒田盡闢，歲稔谷登”，糧食產量恢復至戰前水平，不僅滿足了本地需求，還向宣州府上繳賦稅，為江南東道災後恢復的典範。
治安治理上，徐嶷採取“恩威並施”的策略。他整頓縣尉所轄的捕盜隊伍，嚴明軍紀，嚴懲欺百姓的惡吏；同時對境盜賊區別對待，“脅從者赦之，首惡者捕之”，並張告示，鼓勵盜賊自首、百姓舉報。針對戰中散落民間的兵，他推行“繳械免罪”政策，收繳兵統一銷燬，消除了治安患。為防範流民聚眾滋事，他還在各鄉設立“鄉約所”，推選德高重的鄉紳主持教化，宣講禮法，化解鄰里矛盾。在其治理下，溧水縣“盜賊屏息，夜不閉戶”，社會秩序迅速恢復，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徐嶷的治政不僅注重實務，更飽含民本懷。他深知戰後百姓創傷深重，每逢災異必親赴田間問，遇百姓訴訟則“明辨是非，不徇私”，堅決杜絕冤假錯案。縣境有老弱孤貧無法自存者，他便從自己的俸祿中拿出部分接濟，“自奉甚儉，而濟民甚厚”。其墓誌記載，他在溧水任上“夙興夜寐，不敢稍怠，民如子，民皆其德”，當地百姓為其立“去思碑”於縣城南門，稱頌其“解民倒懸，復我邦家”的功績。
廣德二年（764年）末，徐嶷因治績卓著，被宣州刺史舉薦為“優異”，擬擢升為常州義興縣令。然而，長期的勞累與奔波使他積勞疾，在赴任前夕病逝於溧水縣署，年五十五歲。百姓聞訊後“巷哭罷市，奔走弔唁”，自發為其料理後事，將其安葬於溧水城南的明覺山。其墓誌由時任宣州司馬的著名詩人獨孤及撰寫，文中盛讚其“在而能安，在困而能濟，雖古之循吏，何以加焉”，高度肯定了他在世中的治政功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