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約，生卒年不詳，籍貫無考，唐高宗龍朔年間（661年—663年）出任汴州浚儀縣令。浚儀作為汴州附郭縣，自隋代開鑿新渠引黃河東行後，便為“州含其樞，為天下劇”的通要衝與政治經濟重鎮，屏王室、東雄諸侯，既是四方商旅輻輳之地，也是民俗豪強、政務繁雜的難治之邑。徐仁約於此繁劇之地“剖符作宰”，卻能以文治教化、勤政民就“絃歌有聲”的治績，為唐代地方良吏的典範。
龍朔初年，徐仁約命赴任浚儀時，正值汴州因漕運興盛而人口驟增，城郭外流民雜、訟案頻發，加之地方豪強恃勢兼併田產，基層治理積弊重重。史載浚儀“地為四戰，故其俗右武；人五都，故其氣習豪”，此前數任縣令或因嚴苛失民心，或因畏難無所作為，致使政務壅滯、民怨漸生。徐仁約到任後，並未急於推行峻法，而是先“微服巡行，察民疾苦”，遍歷城鄉街巷、漕運碼頭，將流民安置、田產糾紛、關征苛弊等民生痛點一一記錄，奠定治政基。
針對最棘手的田產之爭，徐仁約摒棄“強者恆勝”的俗規，推行“以契為憑，以理為斷”的原則。當地豪強王氏曾強佔流民李氏數畝良田，歷任縣令因忌憚王氏勢力而置之不理。徐仁約核查舊契、詢問鄉鄰，在公堂上歷數王氏劣跡，援引《唐律》“佔田過限者，一畝笞十”的條文，責令其歸還田產，並補償李氏損失。為杜絕類似爭端，他還主持整理全縣田籍，繪製明細圖冊，張於縣衙門外，讓“田有其主，界有其標”，此舉雖怒部分豪強，卻贏得百姓口稱讚。
面對漕運繁忙帶來的關征象，徐仁約大刀闊斧改革弊政。當時汴州碼頭吏常借檢查之名勒索商旅，“關征船算，奪時專利”，嚴重阻礙商貿流通。徐仁約親赴碼頭坐鎮，廢除繁雜苛捐，明確“只收正稅，不許額外索取”的規矩，同時設定投訴鼓，鼓勵商旅舉報貪腐吏。他還簡化通關流程，將原本數日才能辦結的手續短至一日，極大提升了漕運效率。不到半年，汴州碼頭“商旅雲集，舟楫相”，稅收反而因流通順暢而較此前倍增，實現了“便民”與“富國”的雙贏。
徐仁約深知“治政之本，在於教化”，在整飭政務的同時，大力興學助教、移風易俗。他捐出部分俸祿修繕縣學，聘請飽學之士任教，對貧寒子弟減免學費，提出“凡學齡子，皆可泮”的主張。針對浚儀“俗右武”的風氣，他親自到縣學講學，宣講禮義廉恥之道，倡導“以文止戈，以和為貴”。每逢鄉飲酒禮，他都會邀請德高重的鄉賢與學業優異的生員共坐，以禮儀教化引導民風。在他的推下，浚儀境“絃歌不輟，禮讓漸興”，鬥毆訟案日漸減，百姓爭相以“耕讀傳家”為，這正是其墓誌“絃歌有聲”的生寫照。
徐仁約在浚儀任上，始終堅守“清簡自守，勤政為民”的準則。他生活簡樸，“食止圭田，用止公”，從不接地方豪強的饋贈；理政務時，“夙興夜寐，事無留滯”，即便是瑣碎的民間糾紛，也耐心調解、公正裁決。史載其任“獄無冤滯，民無流移”，汴州刺史曾上表舉薦，稱其“治劇以寬，化民以禮，實為百里之表率”。龍朔三年，徐仁約任滿離任時，浚儀百姓沿途相送，“攀轅號泣者數百人”，並自發為其立“去思碑”，銘記其治邑功績。
雖史書中關於徐仁約的記載寥寥，但其“剖符作宰，絃歌有聲”的墓誌評價，以及在繁劇之地的治政實踐，已然勾勒出一位唐代良吏的鮮活形象。他以民為本、以禮化俗，在政務繁劇的要地走出了一條“寬嚴相濟、教化先行”的治政之路，其事蹟不僅彰顯了古代員的責任與擔當，更為後世地方治理提供了寶貴的借鑑，恰如汴水之流，滋養後世而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