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一份司禮監起草的奏摺悄無聲息地擺在了金陵閣的案几中央；
奏請蘇州、揚州兩地實行改農田為桑田、棉田，奏摺上的理由寫得冠冕堂皇：“改稻為桑棉，上利國下利民，可增賦稅，國庫之廩，為善策。”
而閣員都看得出來，這份奏摺著詭異；
奏摺不是出自地方督或朝中大臣之手，而是由專司“批紅”的司禮監直接遞來的。
按大魏祖制，司禮監只負責傳遞皇帝旨意、代批奏章，哪有直接奏請政務擬定國策的權力？
這不合規矩的背後，藏著的是皇帝曹禎的急功近利；
國庫空，逆賊，宗室哭，總而言之就是難難難，平定叛要錢，安定宗室也要錢。
皇帝想靠桑棉貿易快速榨取財源，填了眼前的潑天窟窿。
諸葛明坐在閣首位，手指死死著奏摺的邊角，連紙張都被攥出了褶皺。
他哪能不清楚其中的貓膩？一眼看出其中關竅。
吏部尚書張白圭去江南巡鹽，可幾十年的鹽稅爛賬堆積如山，查清楚都要耗上半載，更別說追繳庫了，地方上不配合，遠水解不了近。
曹禎急著用錢，才病急投醫，不知從哪想出“改稻為桑棉”這步險棋國策。
江南是司馬家的地盤，江南那群士紳員會不知道改稻種桑棉的後果？
蘇州、揚州的稻田，養活了南直隸大半百姓，一旦大面積改種桑棉；
糧食必然短缺，用不了多久，殍遍野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知道，他們當然知道，只是不在乎——的是底層百姓，從來不到當的，更不到手握權柄的司馬家。
相反大災反而是機遇。
就像銀行明知HD有雷風險，銀監看著債轉利，資產轉移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非是“歌舞團”和 “香噴噴的鈔票”讓人迷了心智。
在這萬惡的封建王朝裡，死一個人是冰冷的數字，死百萬人也不過是賬本上的一筆記錄；
只要不到到當的頭上，便無人真正在意。
國庫空了，刀自然要砍向最無力反抗的百姓——因為拿刀的人，從來不會把刀刃對準自己。
閣議事時，表決結果毫無意外：多數人舉了手，同意在江南地區大力推行“改稻為桑棉”。
諸葛明坐在椅子上，沉默地垂下眼簾，放棄了表態——他知道，就算他據理力爭，也改變不了結局。
不過空耗自己的支的威。
江南是司馬家的基本盤，這次反對，下一次說不定就是蘇州、揚州的巡、布政使聯名上奏；
在江南那塊，他鬥不過司馬家，而且現在這道國策出自司禮監，同時面對皇帝和司馬嵩屬實不智。
他總不能事事都強行干涉地方政，那樣只會落個“專權跋扈”的口實，反而離心離德。
司馬嵩坐在對面的椅子上，看著諸葛明的妥協，眼底閃過一意外，隨即又被冷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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