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遊日記·汶萊國都城記》
崇禎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霞客自海路南下，抵汶萊國。此地介於南海諸番之間，民多閩粵之裔，風俗亦雜有華風。初登岸，見村落櫛比，屋舍皆以木石為材，屋頂覆棕櫚葉，頗類吾鄉之民居，然其巷陌縱橫，商貿繁盛，又非中土可比。然行至海口，遙見一隅雉堞嵯峨，旌旗斜出，竟有夷人築壘其中。
近而詢之明人，答曰：“此乃紅夷所踞，號曰‘商館’，築於萬曆年間，以扼海道，示威番舶。”霞客駐足而觀，但見石垣高聳，炮臺森然，雖不及中土城池之宏壯，然據險臨水，實為控扼之要。夷卒數人戍守其上，面目黧黑，甲冑鏽蝕，然持銃執戟，神桀驁。
明人又言：“此輩初來時，不過數十商賈，今則強佔膏，役使土人，歲歲索貢，稍有違逆，則兵戎相向。”霞客聞之，垣嘆息，心想：“外夷覬覦海疆，漸蠶食之勢，而朝廷尚懵然不知，豈非邊患之漸乎？”
汶萊之人，深褐，言語嘈雜，多有通漢語者。市井間，明人商賈穿梭其間，或販瓷，或售綢，而土人則以香料、象牙、犀角易之。市中香氣氤氳，胡椒、桂之味撲鼻，令人神清。霞客問一老者：“此地何故如此富庶？”老者笑曰：“汶萊乃南海通衢，諸番商船至此，貨集散，富者日增。”霞客頷首，心知此地乃海上路之要衝。
霞客心下慨，汶萊雖蠻荒，然其商貿之盛、民俗之奇，實非中土尋常之地可比。臨別之際，他提筆記下：“汶萊之民，雖非明人，然其通商貿易，風俗奇異，亦可見天地之大、造化之奇。”遂乘船再行，繼續其萬里之遊。
這個被中國史書稱作“渤泥婆羅”的國度，像一顆鑲嵌在婆羅洲北岸的琥珀，封存著海上路的璀璨記憶。十四州疆域，稻浪翻滾的田野與龍腦香氤氳的雨林織，聚居萬戶的首都猶如熱帶明珠——當地人“煮海為鹽，釀粱為酒”的生活方式，堪稱東南亞熱帶文明的活化石。
汶萊的“國際份”始終在更迭：先是爪哇的“小弟”，後暹羅的“大泥附庸”，政治履歷寫滿區域霸權的註腳。但有趣的是，這種“被迫營業”的依附關係反而就了它的“文化混”——閩粵商幫帶來算盤與羅盤，華人社群在椰林間建起“唐人街”，形“椰風蕉雨裡的商業共生”。
嘉靖末年，福建海盜殘部兩千餘人登陸汶萊，把這裡變“海上丐幫分舵”。這些“武裝遊客”不僅搶奪香料倉庫，還順手攪了貴族們的下午茶。更糟的是，萬曆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地人稱“紅番”）帶著火槍與聖經登陸，用堡壘的影籠罩戰略要衝，標誌著東南亞正式進“歐洲人自助餐”時代。
當國王突然駕崩且無嗣，汶萊王室上演了“權力的遊戲”東南亞版：王族鬥殺到“橫遍野”，人口銳減到“鬼城”級別。為挽救王朝面，他們打破“傳男不傳”的祖訓，把王冠扣在公主頭上。這位臨危命的王，既要對付海盜殘黨，又要提防紅番的火槍隊，堪稱“汶萊版武則天”。
16世紀末的汶萊，像一艘被風暴撕扯的帆船——海盜是暗礁，荷蘭人是颶風，王則是拼命掌舵的老船長。它的掙扎與沉淪，恰是整個東南亞“前民時代”的悲劇預告片：當傳統權威遭遇民鐵錘，所有文明都在學習“如何面地破碎”。
《南洋遊日記·達維亞遊記》
崇禎三年八月初四，餘自汶萊附戰船南行，越數日，抵達維亞城。此地本爪哇之要衝，荷蘭夷人所築，號為“東印度之門戶”，今竟番商雲集之所，奇哉！
初城郭，但見雉堞環繞，炮臺森然，街道整齊如棋盤，屋舍皆以磚石為基，覆以瓦片，迥異中土之風。城中之人，明人居半，餘皆番夷，各異，語言嘈雜。市井之間，舟車輻輳，貨山積，有自西洋來者，有自南洋諸番至者，而以瓷、綢、茶葉為大宗，易以香料、犀角、象牙。
餘見一明人富商，問以城中之事。商曰：“此地荷蘭夷人盤踞已十餘年，役使土人，橫徵暴斂，然商賈之利猶盛。每歲七月，有“海神節”，番夷盛裝歌舞，明人亦參與其中，熱鬧非凡。”餘聞之，心中暗忖：“外夷雖強，然明人商賈已深其地，此乃天助我也！”
忽聞炮聲轟鳴，問之，則知荷蘭總督新至，正在閱兵。餘循聲去，見一隊番兵列陣，旗幟招展，槍炮森嚴，夷人總督端坐馬上，神倨傲。餘不膺嘆息：“外夷據我海疆，明人反為其商，此非長久之計也！”
是日，餘遍遊城中，見明人會館“八閩祠”，香火鼎盛；又見荷蘭教堂，鐘聲悠揚。城外則沃野千里，稻田棋佈，番人耕作其間，而明人亦多佃耕其地。
暮漸合，餘登城遠眺，見海天一，商船點點，不嘆曰：“達維亞雖為番人所據，然明人商賈已深植其地，他日若能收復海疆，此地必為重鎮！”遂宿於明人客棧，記此以志。
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給雅加達來了個“整容手”——改名“達維亞”，這地方瞬間從東南亞小明變民帝國“網紅打卡地”。儘管1628-1629年馬打藍王國兩次圍攻（史稱“達維亞戰役”）打得熱火朝天，結果荷蘭人靠著深水港和堅固城牆表示：“謝送人頭，這波賺！”到崇禎三年（1630年），達維亞已進化民界的“六邊形戰士”——公司總部在此遙控亞洲貿易，軍事要塞把馬六甲海峽當自家後院，活一個“海上印鈔機”。
面對華人社群的“野蠻生長”，荷蘭人發明了“以毒攻毒”大法：任命富豪蘇鳴崗當首任甲必丹，表面上是“社群居委會主任”，實際幹著“用華商錢包養民帝國”的勾當。這波作堪比現代“打工人管理打工人”，只不過荷蘭人玩得更野——他們給蘇鳴崗發了個“尚方寶劍”，專門用來調解華人糾紛，順帶收割忠誠度。
種族大燉後產生不歐亞混兒（Peranakan）：荷蘭爸爸+馬來媽媽生出的“混英”，白天說荷蘭語搞貿易，晚上穿紗籠吃咖哩，完詮釋“文化分”的藝。
歐洲冒險家揣著發財夢，爪哇農民扛著鋤頭，華人勞工拖家帶口，印度工匠帶著紉機，在達維亞上演“人類大雜燴”。荷蘭人看著這鍋“文化火鍋”樂開了花：“這波多元文化融合，穩了！”
作為東印度公司的“AT款機”，達維亞的賺錢邏輯簡單暴，香料壟斷：丁香豆蔻專賣權，價格我說了算；咖啡甘蔗種起來，土著勞工“白嫖”用；
這套“空手套白狼”組合拳打下來，達維亞迅速聚集起歐洲人（主要是荷蘭暴發戶）、華人（亞洲猶太人）、馬來人（免費勞力）、印度人（技外包）的“國際縱隊”。到1630年，這座城市已經囂張到用珊瑚礁城牆向世界宣告：“看！我們連磚頭都刻著“荷蘭製造”！”——當然，城牆底下埋著的華人勞工和爪哇農民可能不太同意這個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