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遊日記·萬丹見聞錄》
崇禎三年八月初六，餘自達維亞附戰船東行，歷二日風濤，抵萬丹。此地控爪哇之襟，扼海峽之要衝，荷蘭夷人雖未深據之，然番商往來如織，亦東洋一大埠市。
初登岸，見城郭不甚整飭，土垣低矮，然市井喧闐，人煙稠。明人居其半，餘則爪哇土人、馬來番商，各異，言語嘈雜。土人皆著麻布短，頭纏彩巾，婦以金飾滿鬢，行走鏗然。市肆列肆連阡，貨山積，有自蘇門答臘運來之沉香、龍腦，有自滿剌加販來之犀角、象牙，而明人所攜之綢緞、瓷、鐵尤盛。餘見一老商，手持算盤，口吐番語，與爪哇人易甚歡，乃知明人在此已深固矣。
城中風俗，異於中土。每晨，土人皆以檳榔染齒，謂之“赤口”，以為飾。市中有舞蛇者，以笛蛇盤旋，觀者如堵。又見一隊土人，披藤甲，手持木劍，跳踏作舞，乃為驅邪之禮。餘問之土人，則曰：“此乃“萬丹戰舞”，昔年抗葡之時所也。”
忽聞鐘聲大作，問之，則知荷蘭夷人雖未據城，然每年此日必遣兵船至，耀武揚威。土人皆閉戶不出，明人亦閉店門。餘登高四，見海面忽現黑影點點，乃荷蘭戰船十餘艘，桅檣如林，炮口森然。餘膺長嘆：“外夷雖未得城，然其威已懾人心，此乃邊患之漸也！”
暮四合，餘宿於一華人會館。館中長者言：“荷蘭雖強，然明人商賈已深植爪哇，終非久據之法。”餘頷首記之，夜不能寐，思明日當早行，以觀海峽之險要也。
在蘇門答臘南部的熱帶雨林深，萬丹蘇丹國的戰士們正用彎刀對抗荷蘭人的火槍。儘管他們像椰子樹般頑強立，但荷蘭東印度公司憑藉“炮艦+經濟民”的組合拳，正將這個古老王國撕碎片。為打造“香料生產線”，荷蘭人使出“胡蘿蔔加大棒”——一面用戰船轟擊村莊，一面用綢華人移民達維亞。這些來自閩粵的“人口紅利”，既充實了種植園勞力，又為壟斷香料貿易的活工。
葡萄牙人雖曾把馬六甲變“海上收費站”，如今卻在蘇門答臘遭遇雙重圍剿。荷蘭人像下棋般扶持部落、控王國，其亞齊征服計劃更讓英國商人跳腳——後者直接向倫敦政府投訴：“紅番在東海岸架炮臺啦！”這場三角般的博弈中，每個玩家都在計算：誰能在香料賬簿上多畫幾筆金條？
為蘇門答臘的“伊斯蘭火藥桶”，亞齊蘇丹國把反荷事業玩極限運。他們駕駛戰船像海盜般突襲荷蘭據點，把馬六甲-香料群島航線變“荷蘭人的噩夢之路”。可惜再猛的“反民鬥士”也架不住技代差——當荷蘭人的堡壘越修越高，亞齊人的彎刀漸漸砍不鋼板了。
中世紀南洋的“黃金水道”佔碑河，此刻正上演著民版的“權力的遊戲”。1623年荷蘭人搶先旗建堡，英國人隨其後擺開陣勢。1630年葡萄牙海軍上將阿爾瓦雷斯率艦隊殺到，雖一度把荷蘭旗踹進河裡，卻因對手的“科技樹”更高階而功虧一簣。這位將軍戰死後，葡萄牙帝國就像被破的氣球——這個曾經的海洋霸主，正在給新興民者當“背景板”。
17世紀30年代的蘇門答臘，是民時代的“暴風眼”：荷蘭與英國在劃分勢力範圍，葡萄牙在收拾殘局。佔碑河的每一滴水都在訴說：誰控制了這條“南洋貿易主脈”，誰就能在未來的世界地圖上畫個紅的叉。
《南洋遊日記·佛見聞錄》
崇禎三年八月初九，餘自萬丹附戰船，歷兩日順風，抵佛國。此地當馬六甲咽，為南洋諸番輻輳之所，蘇丹自立，然與荷蘭夷人暗通款曲，亦一奇局也。
初都城，見城牆高聳，雉堞齊整，城門懸蘇丹旌旗，獵獵作響。城明人約三，土人、馬來人、印度人雜，語言嘈雜如市。市井繁華異常，貨輻輳：有自占城運來之犀角、象牙，自滿剌加來之珍珠、玳瑁，而明人所攜之綢、鐵、瓷尤盛。餘見一明人巨賈，坐擁巨宅，門前馬來侍從數十，儼然一方豪強。問之，則曰：“佛蘇丹待明人甚厚，許其自治，故商賈雲集。”
城中風俗，別一格。土人皆著寬袍大袖，頭纏彩巾，婦人以金飾滿，行走鏗然。市中有“舞娘”，著輕紗，隨樂起舞，觀者如堵。又見一隊馬來武士，披藤甲，手持彎刀，表演“蘇丹戰舞”，刀劍影，令人膽寒。餘問之土人，則曰：“此乃“蘇丹登基舞”，每逢大事必演。”
忽聞炮聲轟鳴，問之，則知荷蘭夷人雖未據城，然歲歲遣使來賀蘇丹誕辰，實則窺伺海道。餘登城遠眺，見海面荷蘭戰船數艘，炮口森然，土人皆閉戶不敢出。餘城堞嘆息：“此地雖得蘇丹庇護，然荷蘭勢力日盛，終非久安之計。”
暮四合，餘宿於一明人會館。館中耆老言：“蘇丹雖強，然華人商業已深植佛，終為南洋重鎮。”
1511年，當葡萄牙人的火炮轟開馬六甲城牆，蘇丹馬哈邁德·沙抱著傳國玉璽倉皇南逃。這個海上帝國的隕落，像推倒東南亞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佛蘇丹國在戰火中涅盤重生。其子阿拉·烏德丁更將舊佛打造“馬六甲2.0版”：重組僚系如同齒，擴建海軍似編織海上蛛網，香料貿易網路覆蓋從新加坡到廖群島的每一寸海岸線。至16世紀末，這裡已為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咽收費站”。
阿拉·烏德丁的黃金時代暗藏致命患——崛起的佛同時怒了葡萄牙“海上霸主”與亞齊“伊斯蘭鬥士”。1587年葡萄牙人攻陷舊佛，蘇丹被迫遷都都沙哇，卻像打不死的小強般繼續抵抗。這場持續近百年的“三角戰爭”堪稱東南亞版“權力的遊戲”：葡萄牙人用堡壘封鎖海岸線，亞齊蘇丹揮舞彎刀劫掠商船，佛人則化“海上游擊隊”，在麻坡河口上演“狼群戰”。
崇禎二年（1629年），麻坡河口的海水被鮮染紅。佛-荷蘭聯軍以火船突襲戰擊潰葡萄牙艦隊，馬六甲的葡萄牙總督看著燃燒的旗艦哀嘆：“我們失去了東方的鑰匙。”但勝利的代價慘烈得像一場瘟疫——亞齊人趁火打劫擄走蘇丹阿卜杜勒·賈利勒，其頭顱被掛在城牆上示眾的畫面，為佛人心中永遠的傷疤。
站在1630年的時間節點回，佛蘇丹國像極了被榨乾的椰子：對荷蘭的短暫結盟雖趕走了葡萄牙“老對手”，卻引來了更貪婪的“新民者”；與亞齊的百年世仇讓國土滿目瘡痍，曾經繁華的港口如今雜草叢生。這場持續百年的戰爭最終釀三方皆輸的苦酒——葡萄牙人捲鋪蓋回歐洲，亞齊蘇丹國丟掉半壁江山，佛雖保住貿易霸權，卻像被雷劈過的古樹，再難恢復往日蔥蘢。
佛的興衰史恰是南洋海上霸權的殘酷註腳：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戰艦駛馬六甲海峽，舊時代的王者們突然發現，火炮口徑早已取代香料船隊，為丈量權力的新標尺。這個曾讓三帝國廝殺百年的戰略要衝，最終淪為歐洲民者瓜分盛宴的“頭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