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結束的鈴聲落下，可570多萬考生的心，卻懸得更高了。
直到收音機裡傳來播報，大家才驚掉下：1977年的高考，竟然集齊了12個年級的 “選手”——從1966屆到1977屆，度足足十一年！
更有個別地方允許78屆的優秀高中生提前參戰，相當於13個年級的人才在同一片考場，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代競爭”。
“我的天！我1966屆的，居然跟侄子輩的77屆考生同臺比？”
河北知青王建國聽著廣播，手裡的窩頭差點掉在地上。他28歲，在農村爬滾打了十年，而考場裡坐在他旁邊的，是個才15歲的半大孩子，臉上還掛著稚氣，手裡的鋼筆都是嶄新的。
上海的陳慧敏也愣住了。是1977屆畢業生，備考時抄的課本還是姐姐留下的1965年版，而鄰村的張大叔，是1968屆的知青，已經30歲，孩子都能打醬油了，卻還在跟搶同一個大學名額。
“這哪是高考，簡直是‘祖孫同堂’的逐夢大賽！”陳慧敏的母親嘆道，語氣裡滿是心疼與驕傲。
可驚歎過後，更多的是沉甸甸的焦慮。
報紙上明晃晃印著各大高校的招生名額，全國只招30萬人左右，錄取比還不到6%——相當於近20個人裡，才能有一個人圓夢。這種低到離譜的錄取率，讓每個考生都心裡打鼓：“我能考上嗎？”
王建國夜裡躺在知青點的土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他想起自己備考時的窘境：白天要扛著鋤頭下地，只有中午歇晌的半個時辰，能靠著田埂啃乾糧，順便翻幾頁借來的舊課本；晚上煤油燈昏暗，蚊子嗡嗡，他裹著打補丁的棉襖，趴在炕桌上學到後半夜，眼皮重得像灌了鉛，好幾次都趴在書上睡著了，臉上沾了一臉墨水。
“說不定真考不上……”他心裡嘀咕著，可轉念一想，又立刻搖頭。
能走進考場，就已經是天大的幸運了！1O年盪，多人想讀書卻沒門路，如今高考大門重開，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也得拼盡全力。
就像大家常說的“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上說著“考不上就繼續好好幹活”，可誰心裡不憋著一勁？畢竟這是打破命運的唯一稻草，就算豁出去，也得抓住！
這種“既期待又忐忑”的心，籠罩著每一個考生。天津的周明遠是1970屆的，在工廠當鉗工，備考時只能在機床旁的角落。
“別人下班打牌聊天，我就蹲在工箱上背單詞；中午車間機床轟鳴，震得耳朵嗡嗡響，我趴在桌上看題，居然都能睡著，實在是太累了！”後來他跟人說起備考的日子，眼裡還帶著——那是“孤獨與疲憊”織的印記，也是無數考生的共同寫照。
更讓人抓狂的是“搶書大戰”。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回憶當年：“每天下午新華書店進新書，我們下課只有十分鐘，瘋了似的往書店跑，10分鐘就搶完了！”
陳慧敏也經歷過這種“生死時速”，好幾次跑到書店，都只看到空空的書架，最後託人從廢品站找回幾本發黴的舊課本，抄得手指都起了繭子，筆記冊的邊角被翻得捲了波浪。
而比搶書更磨人的，是“飢與求知”的雙重摺磨。
很多考生白天干重活消耗大，肚子得咕咕，卻只能啃涼窩頭、喝稀粥，晚上還要強撐著疲憊的看書。
“我問過後來的學生，有沒有到頭暈的覺？有沒有求知慾燒得睡不著的衝？我們那代人，是兩者攪在一起，又又想讀，那種滋味，這輩子都忘不了！”一位當年的考生後來回憶道，眼裡滿是慨。
除了這些“共難題”，1977年高考的“特殊符號”，更是讓所有人都不著頭腦。
最特別的就是“地方自主命題”。
因為高考中斷了11年，全國上下都對這事兒陌生得很，加上時間倉促、教材不統一，沒法搞全國統考，只能讓各省自己說了算——命題、考試、閱卷，全由省級招生委員會統籌。
“原來不是全國一張卷啊！”
王建國聽知青點的夥伴說，北京的作文題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而隔壁省份居然考《攻書莫畏難》，心裡頓時慌了神。
他趕託人打聽河北的命題方向，可誰也說不準，畢竟這是“著石頭過河”的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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