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辛未日，朝廷任命魯國的太常孔扶當司空。
丁丑日，宣德亭地面裂開了，足足有八十五丈長。皇帝把公卿們推薦的那些實在的人才召集起來，讓他們回答一些治國的問題，還專門問了當下國家的病以及該咋治理。
李固回答說：“之前孝安皇帝把老規矩都搞套了，給母封爵，結果惹出一堆麻煩事，連皇位繼承人都被改了，害得陛下您之前日子也不好過。陛下好不容易擺困境，登基當皇帝，天下人都眼盼著能有好政策。國家積累了那麼多病，這時候最容易實現中興了，陛下確實應該好好想想怎麼搞好國家，可現在大家還說‘現在的況跟以前沒啥兩樣’。我在民間聽著，心裡難死了！漢朝都建立三百多年了，十八個皇帝那可都是賢聖之人，難道他們都沒有母的恩，都不想給母封爵嗎？他們是敬畏上天，又按照經典的說法，知道從道理上不能這麼幹，所以才沒封。現在宋母雖說有功勞，人也勤快老實，但多給點賞賜，就足夠報答的辛苦啦；至於封土地、建封國，這可就違反老傳統了。聽說宋母這人謙虛的，肯定會推辭，陛下您就答應辭讓封國的請求唄，讓能安安穩穩福。那些皇后、妃子的家族為啥很能有好結果呢？難道是天生的嗎？還不是因為他們爵位太高，權力太大，老天爺不喜歡太滿的東西，他們又不知道收斂，所以最後都倒黴了。先帝太寵閻氏了，給他們升位太快，結果他們馬上就遭報應了。《老子》裡說：‘衝得太猛，退得也快。’現在梁氏是皇親國戚，按禮節對他們特殊點，給個高爵位，倒也說得過去；但他們家的子弟親戚，一個個都跟著又榮耀又顯貴，永平、建初那時候可不是這樣的。應該讓步兵校尉梁冀和那些侍中回到原來黃門的職，把外戚的權力收一收，讓國家來管政事，這多好啊！還有，詔書為啥不讓侍中、尚書、宮裡那些人的子弟當、被推薦當孝廉呢？就是因為他們有權有勢，容易走後門。中常侍在皇帝邊，那威風大得能震天下，他們子弟的職和俸祿本沒個限制，雖然表面上裝得低調，不手州郡的事，但那些拍馬屁的人，還是會順著他們的意思推薦他們的子弟。現在應該給他們也定個規矩，跟其他宮裡的人一樣。以前館陶公主給兒子求個郎的職位，漢明帝沒答應，反而給了一千萬錢，為啥明帝看重厚賞卻不輕易給位呢？就是怕用錯了人，害了老百姓。我聽說長水司馬武宣、開城門候羊迪這些人，沒啥功勞，剛任命就當實職，這雖然是小事，但慢慢就把老規矩給破壞了。老祖宗定的規矩，可得好好守著，政教一旦出問題，一百年都恢復不過來。《詩經》裡說：‘老天爺來，老百姓遭殃’，就是說周王改了祖宗的規矩，把老百姓都害慘了。現在陛下有尚書，就好比天上有北斗星。北斗星是上天說話的地兒，尚書就是陛下說話的地兒。北斗星掌管著天地元氣，讓四季正常運轉；尚書傳達陛下的命令，把政策推行到全國，權力大、責任重，要是他們辦事不公平，那肯定得遭殃，所以陛下得好好挑人，讓他們幫您把國家治理好。現在跟陛下一起治理國家的，外面有公卿、尚書，裡面有常侍、黃門，就像一家人一樣，國家好了大家都福，國家不好大家都倒黴。刺史、二千石這些員，對外管著地方上的事兒，對得聽朝廷的命令。標杆歪了影子肯定歪，源頭乾淨水流才幹淨，就像敲一下樹，樹枝都跟著。這麼看來，朝廷的命令可不能出錯啊！整頓國家的綱紀，這可是現在最要的事兒。皇帝治理國家，就像水有堤壩一樣。堤壩好好的，就算發大水也不怕。政教搞好了，就算到災年，也不用擔心。要是堤壩破了，就算有一萬個人一起修，也不一定能救回來；政教要是壞了，就算有再多賢能的人，也很難恢復。現在堤壩看著還行，但已經有點小窟窿了。打個比方，國家就像一個人，朝廷是心腹，州郡是四肢，心腹疼了四肢就不了。所以我擔心的是朝廷部的問題，不是地方上的事兒。要是能把堤壩加固，抓好政教，先把朝廷部整頓好，就算有盜賊、水旱這些災害，也沒啥大不了的；要是堤壩壞了，心腹有病，就算沒水旱災害，國家也讓人擔心啊。還得把宦的權力削弱，辭退一些，就留兩個正直有品德的常侍在陛下邊幫忙，再挑五個聰明文雅的小黃門在殿裡做事。這樣的話，大家就沒啥好抱怨的，國家就能太平啦！”
扶風功曹馬融回答說：“現在各種規章制度、四季令，為了順應天地、安百姓，已經夠全乎的了，不能再多了。可為啥老天爺還是有不滿意的表現，老百姓還是抱怨呢？就是因為老百姓聽朝廷說要給好，卻沒看到實際行。以前讓老百姓富起來，不是說每家都得特別有錢，而是據他們的收，給制定點規矩。所以結婚的禮節簡單點，大家就能按時結婚；辦喪事的禮節節省點，死者就能及時土；不耽誤農民種地的時間，農民就能有收。老百姓有老婆孩子牽掛，有自己的產業，這樣去做壞事的人肯定就了！”
太史令南的張衡回答說：“從開始選孝廉到現在都兩百年了，一直都是先看孝順不孝順；孝順做好了，再有力才去學法律文書。辛卯年的詔書呢，卻只看能不能通經典、會寫公文；就算有人特別孝順，也可能不符合要求，這不是丟了本，抓細枝末節嘛。曾子特別孝順，可他其實老實木訥的，文學方面比不上子游、子夏，政事方面比不上冉求、季路。現在非要一個人啥都會，表面上看著行，實際上肯定有不足的地方，這就違背選孝廉的初衷了。再說那些郡國的太守、國相，拿著朝廷的命令去安定地方，那是國家的重要大臣，一下子罷免十幾個人，下面的吏和老百姓忙著迎來送往就累壞了，新舊接的時候，公私事務都容易套，有的員把地方治理得好，就因為一點小錯就被免了職，這就好比搶走了老百姓的好父母，讓老百姓苦連天。《易經》說犯了錯要及時改正，《論語》也說別怕改正錯誤，朋友之間都不會把矛盾留到第二天，何況是皇帝，要治理天下，更得這樣啊！最近，天上出現妖星，地下又有地震地裂，老天爺的警告已經很明顯了，讓人害怕。聰明的人在災禍還沒頭的時候就把它解決了。現在既然已經看到徵兆了，那就趕把政治搞好，心裡敬畏著，說不定壞事就能變好事呢。”
皇帝看完大家的回答，覺得李固說得最好，馬上就讓母回自己家，那些常侍也都嚇得趕磕頭認錯，朝廷一下子嚴肅起來。皇帝封李固當議郎；可母和宦都恨死他了，就偽造奏章誣陷他。這事兒直接從宮裡辦，大司農南郡的黃尚等人去找梁商求，僕黃瓊也幫著解釋。過了好久李固才沒事，結果被派去當令，李固乾脆不幹，回漢中去了。馬融對經籍特別通，文章也寫得好；他回答問題後，也被封了議郎。張衡文章寫得好，對《六藝》也特別通，雖然他才華比別人高，但一點都不驕傲；他還擅長搞機械發明，對天文、、歷算特別有研究，做了個渾天儀，還寫了《靈憲》。他這人格淡泊，不追求名利；在一個位上經常好幾年都不升職。
太尉龐參，在三公里面那是出了名的忠誠正直，可老是被皇帝邊的人說壞話。剛好他推薦任用的人不合皇帝心意，司隸校尉就順著這個事兒彈劾他。當時正趕上茂才、孝廉集會，龐參因為被彈劾，就稱病沒去。廣漢上計掾段恭趁著集會的時候給皇帝上疏說：“我聽路上的行人、種地的農夫、織布的婦都說：‘太尉龐參那是盡心盡力，就是因為太正直，不會討好別人，在一堆壞人裡面被孤立，老是被人陷害。’用壞話去害那些忠誠正直的人，這是天地都不容的事兒，皇帝您可一定得小心啊！以前白起被賜死，諸侯們都喝酒慶祝；季子回來，魯國人都高興他能解決國家的困難。國家得靠賢能的人治理，皇帝得靠忠誠的人才能安穩。現在天下人都高興陛下有這麼忠誠賢能的大臣，希陛下一直信任他，讓國家能安定。”奏章送上去後，皇帝馬上派小黃門去看龐參的病，還讓太醫送了羊和酒。後來龐參的夫人討厭前妻的兒子，把孩子扔井裡淹死了；令祝良就上奏龐參有罪。秋天七月己未日，龐參最後因為災異和這事兒被免了職。
八月己巳日，朝廷任命大鴻臚施延當太尉。
鮮卑來攻打馬城，代郡太守去抵抗，沒打贏。沒過多久，鮮卑首領其至鞬死了。從這以後，鮮卑來搶劫的次數就了點。
評論
嘉二年六月至秋季的歷史記載，圍繞“對策”與“爭議”展開，集中展現了東漢中期士大夫對時政的深刻反思，以及皇權、外戚、宦之間複雜的權力博弈，字裡行間著制度頹勢與理想微的織。
對策中的治世藍圖：士大夫的集吶喊
宣德亭地裂後，皇帝召集“敦樸之士”對策，李固、馬融、張衡的奏疏堪稱東漢版的“改革建議書”，直指王朝核心病灶：
李固的“固本論”：他以“漢興三百餘年”的歷史為鏡，痛斥封母宋娥為侯“乖舊典”，警告外戚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會重蹈閻氏覆轍，更直言宦“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無限極”的弊端，提出“罷退宦，裁置常侍二人、小黃門五人”的方案。其核心主張是“政歸國家”——過限制外戚與宦權柄、堅守“舊典”，重建“心腹（朝廷）強則四支（州郡）固”的治理秩序。他將尚書比作“北斗”，強調中樞決策的重要，呼籲皇帝“堅堤防（政教）”，直擊“腹心之疾”而非糾結“四支之患”，展現了清醒的政治察力。
馬融的“足民論”：與李固聚焦權力不同，馬融從民生手，主張過“制度節儉”改善民生——簡化嫁娶、喪葬禮儀以減輕負擔，保障農夫耕作時間，讓百姓“產業以重其志”，從本上減“為非者”。這種“藏富於民”的思路，點出了東漢後期“恩澤之聲多、惠和之實”的虛偽。
張衡的“選舉論”：他批評左雄孝廉改革“以能章句、奏案為限”是“棄本取末”，認為孝廉應重“孝行”而非單純的文才，並舉曾子為例說明“至孝者未必善文法”。同時，他反對頻繁罷免郡國守相，認為“送迎之役”“新故際”只會加劇“公私放濫”，損害百姓對地方的信任。其觀點平衡了“德”與“才”、“穩定”與“糾錯”的關係，補充了李固改革方案的細節。
三人雖側重點不同，但共同指向一個核心：東漢的衰落源於“制度失守”——祖制被私恩突破，選才標準背離初衷，權力過度集中於外戚與宦，最終導致“天怒人怨”。
權力博弈的現實：理想與妥協的撞
李固的對策因切中要害被評為第一，短期竟產生實效：皇帝“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這一看似“勝利”的轉折，卻迅速被權力反噬——阿母與宦“詐為飛章以陷其罪”，李固雖得黃尚、黃瓊營救，仍被外放令，最終“棄歸漢中”。這一結局極象徵意義：士大夫的理想即便暫時皇權，也難以撼宦與外戚的利益網路，改革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
太尉龐參的遭遇同樣折出這種困境。龐參以“忠直”聞名，卻因“直道不能曲心”遭群邪中傷，即便有段恭上疏力證其“竭忠盡節”，最終仍因“夫人殺前妻子”的家庭糾紛被免。所謂“因災異免”不過是藉口，本質是忠直之士在權力鬥爭中被邊緣化——當“讒佞傷毀忠正”為常態，朝堂的道德底線已然無存。
邊疆與人事：短暫平靜下的憂
鮮卑因首領其至鞬去世“抄盜差稀”，代郡之圍暫解，這只是邊疆危機的短暫息。北方部族的威脅並未除，而東漢依賴“以夷制夷”和部族部變維持穩定，缺乏長遠戰略，邊疆的平靜始終是脆弱的。
三公人事變（龐參免、施延任太尉）則延續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施延的接任未帶來治理新思路，更多是權力平衡的結果，難以改變僚系“容頭過”的頹靡。
歷史的弔詭：清醒者的無力與制度的困局
嘉二年的這段歷史，最深刻的弔詭在於：士大夫群對王朝弊病的診斷無比準（李固、張衡等人的分析堪稱“病理報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有可行，但最終要麼被權力反噬，要麼淪為空談。源在於東漢的權力結構已進“死迴圈”——皇帝依賴外戚與宦鞏固統治，而這兩者的利益又與王朝整利益相悖，士大夫雖有道德與智力優勢，卻缺乏制度化的力量打破這一迴圈。
李固的“棄”、龐參的“被免”，本質上是清醒者對制的絕。當“直道”為獲罪的理由，當“私恩”凌駕於“公義”，當“糾錯”的本遠高於“維持現狀”，這個王朝便只剩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掙扎。嘉二年的對策與爭議，不過是東漢衰亡劇本中一段“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曲，它證明：當制度的基已被權力腐蝕，任何妙的改革方案都只是沙灘上的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