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紀七，從西元303年（癸亥年）到西元304年（甲子年），共二年。
太安二年（西元303年，癸亥年）
春天正月的時候，李特悄悄渡江去攻打羅尚，江上守軍一下子就都跑沒影了。蜀郡太守徐儉一看這形勢，直接帶著城投降了，李特順利進城佔領。他呢，就拿了點馬給軍隊用，其他啥也沒搶，還在自己佔的地盤上大赦天下，改了個年號建初。羅尚沒辦法，只能死守太城，還派人找李特求和。那些聚在一起弄了防塢堡的蜀地老百姓，也都紛紛向李特示好。李特就派人去安他們，可軍隊糧食不夠吃了，於是就把六郡流民分到各個塢堡去蹭飯。
李流就跟李特說：“這些塢堡剛歸附咱，人心還不穩當呢，最好把他們大姓人家的子弟扣下當人質，再集結點兵力守著，以防萬一。”他還寫信給李特的司馬上惇，信裡說：“接納投降的人就跟面對敵人一樣，可不能大意。”前將軍李雄也這麼勸李特。李特一聽就火了，說：“大事都快了，現在就該讓老百姓安心，幹嘛要瞎猜疑，把人都走啊！”
這時候朝廷派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帶著三萬水軍來救羅尚。宗岱讓孫阜當前鋒，一路就近德了。李特趕派李、蜀郡太守李璜，和德太守任臧一起去抵擋。宗岱、孫阜的軍隊那氣勢可足了，搞得那些塢堡裡的人又開始搖，想兩邊倒。益州兵曹從事，蜀郡的任睿就跟羅尚說：“李特把人都分散出去找吃的了，現在又驕傲又鬆懈，一點防備都沒有，這可是老天爺要滅他啊！咱應該跟那些塢堡約好，定個時間一起手，外夾擊，肯定能打敗他！”羅尚就派任睿晚上用繩子從城牆上吊下去，到各個塢堡傳達旨意，約定二月十日一起攻打李特。任睿順便跑到李特那假裝投降。李特問他城裡啥況，任睿說：“糧食快沒啦，就剩點財寶綢啥的。”任睿又說想出城回家看看，李特答應了，任睿就趕回去給羅尚彙報。
到了二月，羅尚派兵突然襲擊李特的營地，那些塢堡也都響應。李特的軍隊一下子就被打得稀里嘩啦，李特、李輔、李遠都被殺了，還被燒了，腦袋被送到去了。流民們都嚇得不行，李流、李、李雄趕收攏剩下的人，退回赤祖防守。李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守著東宮，李和李雄守北營。孫阜這邊攻破了德，抓住了寋碩，任臧沒辦法，只能退到涪陵駐紮。
三月，羅尚又派督護何衝、常深等人去攻打李流，涪陵的老百姓藥紳等人也起兵攻打李流。李流和李驤去抵擋常深，讓李、李雄去對付藥紳。結果何衝瞅準機會攻打北營，氐族人苻、隗伯在營裡叛變，響應何衝。李的媽媽羅氏披上鎧甲就去戰鬥，隗伯拿刀把眼睛都砍傷了，可羅氏反而更勇猛了。北營眼看就要被攻破的時候，正好李流他們打敗了常深、藥紳，帶著兵回來，跟何衝他們大戰一場，把何衝打得大敗。苻、隗伯帶著他們的人突圍出去，跑到羅尚那邊去了。李流他們乘勝追擊，一直打到都，羅尚又只能關起城門死守。李騎馬追著敵人跑，結果被矛刺中死了。
朝廷又派侍中，燕國的劉沈拿著符節統領羅尚、許雄等軍隊，去討伐李流。劉沈走到長安的時候，河間王司馬顒把他留下當軍師，派席薳代替他去。
李流因為李特、李接連戰死，宗岱、孫阜又馬上要到了，心裡特別害怕。李含就勸李流投降，李流聽了他的話。李驤、李雄流勸李流別投降，李流本不聽。夏天五月，李流把自己的兒子李世和李含的兒子李胡送到孫阜的軍營當人質。李胡的哥哥李離是梓潼太守，聽說這事，從梓潼急急忙忙往回趕，想勸李流已經來不及了。他回來後，就和李雄商量襲孫阜的軍隊，李雄說：“現在看，也就只能這麼辦了，可兩位老人家不聽，咋辦呢？”李離說：“那就只能來，把他們劫走！”李雄一聽，高興壞了，就一起去跟流民們說：“咱之前對蜀地老百姓可沒幹壞事，現在要是乖乖投降，那就是人家案板上的魚，任人宰割啊！咱只有齊心協力去襲孫阜，說不定還能賺個富貴！”大家一聽都覺得有道理，就都跟著他們幹。李雄和李離帶著人就去襲孫阜的軍隊，還真把孫阜打得大敗。正好這時候宗岱在墊江死了，荊州的軍隊沒辦法，只能撤退。李流這下可覺得老沒面子了，不過也因此覺得李雄這小子有兩下子，以後軍事上的事都給李雄理。
再說新野莊王司馬歆，這人當特別嚴厲急躁，搞得那些數民族都不喜歡他。義的數民族張昌就召集了幾千人，打算鬧事。荊州按照壬午年詔書的要求，徵發武勇之士去益州討伐李流，這些人被做“壬午兵”。老百姓都害怕去那麼遠的地方打仗，都不想去。可詔書催得特別急，規定經過哪個地方停留超過五天，當地兩千石俸祿的員就會被免。這下郡縣的員們都親自出來趕人。這些被徵發的人走不了多遠，就又聚在一起當起了強盜。
當時江夏糧食大收，來這找吃的老百姓有好幾千。張昌就趁機忽悠大家，還把自己名字改李辰，在安陸石巖山招募人手，那些流民和逃避兵役的人好多都去投奔他了。江夏太守弓欽派兵去打他，結果沒打贏。張昌乾脆就攻打江夏郡城，弓欽的軍隊被打敗，他和部將朱伺只能逃到武昌。司馬歆又派騎督靳滿去討伐張昌，靳滿也被打得大敗而逃。
張昌就佔領了江夏，還編造謠言說：“馬上要有聖人出世，來當老百姓的君主。”後來找到山都縣的小吏丘沈，給他改名劉尼，謊稱他是漢朝皇室後裔，還把他捧為天子，說：“這就是聖人啊！”張昌自己當相國，偽造凰、玉璽這些祥瑞的東西，建立年號神。祭天禮儀、服啥的，全都按照漢朝的舊規矩來。誰要是不響應他的招募，就滅誰全家，老百姓都嚇得不敢不聽他的。他又到散佈謠言說：“長江、淮河以南都造反啦，軍馬上要大開殺戒，把咱們都殺。”大家互相一煽，人心惶惶的。長江、沔水一帶到都有人起兵響應張昌，一個月不到，他的隊伍就發展到三萬人，這些人都戴著紅帽子，用馬尾當假鬍子。朝廷派監軍華宏去討伐，結果在障山被張昌打敗。
司馬歆趕上奏說：“那些妖賊好幾萬呢，紅腦袋，臉跟長了似的，拿著刀戟到竄，那氣勢本擋不住啊！請朝廷趕讓各路軍隊分三路來支援。”朝廷就任命屯騎校尉劉喬當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的劉弘當荊州刺史。又下詔讓河間王司馬顒派雍州刺史劉沈帶著一萬州兵，再加上徵西府的五千人，從藍田出發去討伐張昌。司馬顒本不聽朝廷的詔令。劉沈自己帶著州兵到了藍田，司馬顒又強行把他的兵給奪走了。這時候劉喬駐紮在汝南，劉弘和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駐紮在宛城。張昌派他的將領黃林帶著兩萬人去打豫州，被劉喬打退了。
一開始，司馬歆跟齊王司馬冏關係好，司馬冏倒臺後，司馬歆害怕了，就主去跟大將軍司馬穎套近乎。張昌造反後，司馬歆上表請求去討伐。可這時候長沙王司馬乂已經跟司馬穎有矛盾了，他懷疑司馬歆跟司馬穎勾結在一起，就不同意司馬歆出兵。結果張昌的勢力越來越大。從事中郎孫洵就對司馬歆說：“您為地方大員，肩負著朝廷託付的重任，上了表就該直接出兵，有啥不行的！現在讓這些賊越來越囂張，萬一出了大問題，您這哪是保衛朝廷、穩定一方的做法啊！”司馬歆正準備出兵，王綏又說：“張昌這些小賊，隨便派個小將就能收拾他們，您何必違抗詔令，還親自去冒險呢！”結果張昌打到樊城了，司馬歆才出兵抵抗。他的軍隊一下子就被衝散了，司馬歆自己也被張昌殺了。朝廷只好讓劉弘代替司馬歆當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六月，劉弘任命南蠻長史，廬江的陶侃當大都護，參軍蒯恆當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當都戰帥，進駐襄。張昌把軍隊集中起來包圍宛城，打敗了趙驤的軍隊，還殺了羊伊。劉弘沒辦法，只能退到梁縣駐紮。張昌又去攻打襄，沒打下來。
李雄這邊則是進攻並殺了汶山太守陳圖，順利拿下郫城。
秋天七月，李流把軍隊轉移到郫城駐紮。蜀地的老百姓都跑到安全的地方，結塢堡躲起來了，有的往南跑到寧州，有的往東跑到荊州。城裡面都空了，野外連個煙火都看不見。李流他們搶也搶不到啥東西，士兵們又又累。只有涪陵的一千多家，依靠著青城山的士範長生。平西參軍，涪陵的徐輿跑去跟羅尚說，自己想當汶山太守，去拉攏範長生，一起討伐李流。羅尚不同意，徐輿一生氣，就出城投降李流了。李流任命徐輿當安西將軍。徐輿又去勸範長生給李流的軍隊提供糧食，範長生還真答應了。李流的軍隊這下又振作起來了。
【核心解讀】
這段關於太安二年（西元303年）的歷史記載，生展現了西晉末年流民起義與地方割據的混局面，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與歷史教訓引人深思。
李特的興衰：驕傲與輕信的代價
李特作為流民起義的核心人，初期展現了出的軍事能力與政治手腕——渡江破敵、據城後“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迅速穩定人心，甚至讓蜀地塢堡紛紛歸附。但他在關鍵節點的決策失誤直接導致敗亡：面對李流、李雄等人“質大姓子弟以固人心”的建議，他固執地認為“大事已定”，忽視了新附勢力的不穩定；對羅尚的求和放鬆警惕，對任睿的詐降毫無察覺，最終在諸塢聯合反叛中兵敗死。這印證了“納降如待敵”的古訓——政治博弈中，輕信與驕傲往往是致命的弱點。
李流的轉折：從妥協到放權
李特死後，李流一度陷絕，甚至計劃投降孫阜，現了危機中領導者的搖。但李雄、李離的“劫謀”為轉折點——他們以“一旦束手，便為魚”的危機員流民，功襲擊孫阜軍，又因宗岱之死僥倖擺困境。更關鍵的是，李流在愧之餘“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這種放權為後來李雄建立漢政權埋下伏筆。這揭示了世中生存的關鍵：既要敢於打破常規，也要懂得知人善任。
張昌之：利用民心與製造恐慌的雙刃劍
張昌的崛起堪稱“世造英雄”的典型。他準抓住民眾“憚遠征”的心理，以“壬午兵”為導火索聚眾起事；又過“聖人出為民主”的讖言、改姓名為劉尼（假託漢後）等手段神化自，甚至用“族誅”脅迫士民順從。其“絳帽、馬尾為髯”的標誌裝扮，更強化了群辨識度與威懾力。但這種依賴謊言與暴力的模式難以持久——當朝廷調集劉喬、劉弘等兵力鎮時，其勢迅速衰落。這說明，利用民心可以快速崛起，但失去道義支撐的政權，終將被人心反噬。
朝廷與地方的矛盾：權力博弈加劇盪
西晉朝廷的低效與鬥是局的催化劑。河間王顒扣押劉沈、截留軍隊，長沙王乂因猜忌阻止新野王歆討賊，導致張昌勢力坐大。地方員中，羅尚雖有任睿之謀，卻缺乏長遠戰略；劉弘雖後期穩定荊州，卻為時已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博弈、藩王間的互相掣肘，使得朝廷在應對流民起義與地方叛時屢屢失機，最終加速了西晉的崩潰。
總結：世中的生存邏輯
這段歷史集中展現了世的殘酷法則：實力固然重要，但對人心的判斷、對時機的把握、對權力的平衡更為關鍵。李特因失察而敗，李雄因果斷而興，張昌因造勢而起，朝廷因耗而弱——這些個與群的選擇，共同譜寫了西晉末年“禮崩樂壞、群雄逐鹿”的時代畫卷，也為後世提供了關於領導力、民心向背與權力制衡的深刻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