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徵召戴淵、劉隗回建康保衛京城。劉隗到的時候，百都在路上迎接，劉隗戴著頭巾，高談闊論，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等進宮見到皇帝，他和刁協勸皇帝把王氏家族的人都殺了，皇帝沒答應，劉隗這才有點害怕。
司空王導帶著堂弟中領軍王邃、左衛將軍王廙、侍中王侃、王彬以及其他宗族二十多人，每天一大早就到朝廷等著治罪。周顗要進宮，王導喊他：“伯仁（周顗字），我一家老小上百口人的命就託付給你了！”周顗頭也不回，徑直就進去了。見到皇帝后，周顗說王導很忠誠，極力為他辯護求，皇帝聽進去了他的話。周顗喜歡喝酒，喝醉了才出來，王導還在宮門，又喊他。周顗也不跟他說話，回頭對邊的人說：“今年要是殺了那些臣賊子，就能拿到像鬥那麼大的金印，掛在胳膊肘後面啦。”出來之後，周顗又上表給皇帝，說明王導無罪，言辭十分懇切。但王導並不知道這些，心裡特別恨他。
皇帝讓王導重新穿上朝服，召見了他。王導磕頭說：“逆臣賊子，哪個朝代沒有啊，沒想到現在竟然出在我王氏家族裡！”皇帝著腳跑過來，拉著他的手說：“茂弘（王導字），我還得把重要的大事託付給你呢，你這說的是什麼話呀！”
三月，皇帝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給戴淵加授驃騎將軍。還下詔說：“王導能為了大義滅親，就按我當安東將軍時的規格，給他符節。”任命周顗為尚書左僕，王邃為右僕。皇帝派王廙去傳達旨意，讓王敦停止行，王敦不聽，還把王廙留下，王廙反而被王敦所用。徵虜將軍周札，向來險好利，皇帝任命他為右將軍，都督石頭城的各項軍事。王敦快到的時候，皇帝讓劉隗駐軍金城，周札鎮守石頭城，自己親自穿上鎧甲，到郊外巡視軍隊。又任命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的軍事，讓陶侃兼任江州刺史，讓他們各自率領所部軍隊，從後面追擊王敦。
王敦到了石頭城，本來想攻打劉隗。杜弘對王敦說：“劉隗手下不怕死的人很多，不太容易攻克，不如攻打石頭城。周札這人刻薄恩，他計程車兵都不願為他賣命，攻打肯定能取勝，周札一敗，劉隗自然就跑了。”王敦聽從了他的建議，讓杜弘做前鋒，攻打石頭城，周札果然開門放杜弘進去了。王敦佔領石頭城後，嘆道：“我再也做不品德高尚的事了！”謝鯤說：“怎麼會這樣呢！只要從今往後，把這些不愉快的事一天天忘掉就好了。”
皇帝命令刁協、劉隗、戴淵率領軍隊攻打石頭城，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人分三路出戰，結果刁協等人的軍隊都大敗。太子司馬紹聽說後，想親自率領將士去決戰，剛上車準備出發，中庶子溫嶠拉住馬韁繩勸道：“殿下您是國家的儲君，怎麼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把天下置於不顧呢！”說著出劍砍斷馬鞅，司馬紹這才作罷。王敦擁兵自重，不朝見皇帝，還放任士兵四搶掠，皇宮和朝廷裡的人都四逃散，只有安東將軍劉超按兵不，一直護衛著，還有兩位侍中陪在皇帝邊。皇帝下軍裝，穿上朝服，環顧四周說：“要是想坐我的位子，早點說呀！何至於把老百姓害這樣！”又派使者對王敦說：“您要是還念著朝廷，就趕停止用兵，這樣天下還能相安無事。要是不這樣，那我就回琅邪，給您讓賢。”
刁協、劉隗戰敗後，一起進宮，在太極殿東邊的臺階上見到皇帝。皇帝拉著刁協、劉隗的手，流著淚泣，勸他們趕躲避災禍。刁協說：“臣願意拼死堅守，不敢有二心。”皇帝說：“現在況危急了，怎麼能不走呢！”於是讓人給刁協、劉隗準備好人和馬，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刁協年紀大了，騎不了馬，平時又沒什麼恩，招募跟隨他的人，結果都跑了，走到江乘的時候，被人殺了，把頭送給了王敦。劉隗逃到後趙，後來至太子太傅才去世。
皇帝讓公卿百到石頭城去見王敦，王敦問戴淵：“前幾天打仗，你還有餘力嗎？”戴淵說：“哪敢有餘力，是實在力量不夠啊！”王敦又問：“我這次的舉，天下人怎麼看？”戴淵說：“只看表面的人會說這是叛逆，能會您真心的人會覺得這是忠誠。”王敦笑著說：“你還真會說話。”又對周顗說：“伯仁，你對不起我！”周顗說：“您興兵犯上，下我親自率領六軍抵抗，卻沒能功，讓朝廷的軍隊戰敗，就因為這事兒，我對不起您。”
辛未日，朝廷大赦天下。任命王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一概推辭不接。
當初，西晉都城淪陷後，各地都勸皇帝登基。王敦想獨攬朝政，擔心皇帝年紀大了不好控制，就想另外商議立誰為帝，王導沒同意。等王敦攻克建康後，對王導說：“當初不聽我的話，差點讓家族覆滅。”
王敦覺得太子有勇有謀，在朝野上下威很高，就想誣陷他不孝，把他廢掉。於是召集百，聲俱厲地問溫嶠：“皇太子憑什麼稱得上有德行？”溫嶠說：“太子思慮深遠，不是一般人能衡量的。從禮義的角度看，他可以說是很孝順了。”大家都覺得溫嶠說得對，王敦的謀這才沒能得逞。
皇帝在廣室召見周顗，對他說：“最近發生這麼大的事，皇上和太子都沒事，其他人也平安，大將軍的所作所為，是不是和你期的一樣呢？”周顗說：“皇上和太子的況就像您下詔說的那樣，可我們這些臣子的命運還不知道呢。”護軍長史郝嘏等人勸周顗躲避王敦，周顗說：“我為大臣，朝廷都衰敗這樣了，難道還要像草野之人一樣苟且生，逃到胡、越之地去嗎！”王敦的參軍呂猗，曾經在朝廷做郎，為人邪諂，戴淵當尚書的時候就討厭他。呂猗勸王敦說：“周顗、戴淵都有很高的名聲，足以蠱眾人，最近他們說話，一點慚愧的神都沒有，您要是不除掉他們，恐怕以後還會有麻煩。”王敦向來忌憚兩人的才能，覺得呂猗說得有道理，就若無其事地問王導：“周顗、戴淵在南北兩地都很有聲，肯定能當上三公吧？”王導沒回答。王敦又問：“如果不當三公，起碼也得是尚書令或僕吧？”王導還是沒回答。王敦說：“要是都不行，那就只能殺了他們！”王導依舊沒回應。丙子日，王敦派部將陳郡人鄧嶽去抓捕周顗和戴淵。之前，王敦還對謝鯤說：“我打算讓周伯仁當尚書令，戴若思（戴淵字）當僕。”這天，又問謝鯤：“最近人心怎麼樣？”謝鯤說：“您這次舉，雖然是為了保全國家，但一般人的看法，確實沒能理解您的高義。要是真能重用周顗、戴淵，大家就都心服口服了！”王敦生氣地說：“你太疏了吧！這兩人不配，我已經把他們抓起來了！”謝鯤驚訝得不知所措。參軍王嶠說：“‘人才濟濟，周文王因此安寧。’怎麼能殺這些名士呢！”王敦大怒，要殺王嶠，大家都不敢說話。謝鯤說：“您舉大事，一個人都沒殺過。王嶠因為提意見違背了您的心意，就要殺他祭鼓，這不是太過分了嗎！”王敦這才放了王嶠，把他降為領軍長史。王嶠是王渾的族孫。
周顗被抓，路過太廟的時候，大聲喊道：“賊臣王敦，顛覆國家，冤殺忠臣。神靈要是有靈，趕把他殺了！”抓捕他的人用戟刺傷他的，一直流到腳跟，周顗神自若，圍觀的人都忍不住流淚。周顗和戴淵都在石頭城南門之外被殺害。
皇帝派侍中王彬去問王敦。王彬和周顗向來關係很好，他先去哭祭周顗，然後才去見王敦。王敦看他臉悽慘，覺得奇怪，就問他怎麼回事。王彬說：“剛剛去哭伯仁，實在忍不住悲痛。”王敦生氣地說：“伯仁是自己找死，遭了刑戮；再說他又不是對你特別好，你幹嘛這麼傷心哭他？”王彬說：“伯仁是個德高重的人，是兄長您的親友；他在朝廷裡雖然沒有直言抗爭，但也不是結黨營私，大赦之後還對他施以極刑，所以讓人傷心惋惜。”接著他緒激地數落王敦：“兄長您興兵犯上，殺害忠良，圖謀不軌，災禍恐怕要殃及家族了！”言辭激昂，聲淚俱下。王敦大怒，大聲呵斥：“你竟然狂妄悖逆到這種地步，以為我不敢殺你嗎！”當時王導也在座，替王彬擔心，勸他起謝罪。王彬說：“腳痛，拜不了！而且這有什麼可謝的！”王敦說：“腳痛比得上脖子痛嗎！”王彬毫無懼，最終也沒拜。
後來王導整理中書省的舊檔案，才看到周顗為救自己寫的表章，拿著表章流淚說：“我雖然沒有直接殺伯仁，但伯仁卻是因為我而死，在間，我對不起這位好朋友啊！”
沈充攻克吳國，殺了史張茂。
【核心解讀】
這段史料生還原了東晉初年王敦之中的關鍵場景，字裡行間不僅展現了權力鬥爭的殘酷詭譎，更刻畫了複雜的人群像，為理解東晉門閥政治的運作邏輯提供了鮮活註腳。
權力漩渦中的眾生相
在這場權力風暴中，各方人的選擇與結局構了時代的影。劉隗作為晉元帝倚重的親信，初到時“岸幘大言，意氣自若”的傲慢與建議盡誅王氏的激進，暴了寒門員在門閥政治中試圖快速站穩腳跟的焦慮，最終卻落得流亡後趙的結局，印證了權力遊戲中“登高必跌重”的鐵律。
王導的表現則充滿矛盾。作為琅琊王氏的核心人，他率領宗族“詣臺待罪”的忍，既是家族自保的策略，也暗含對晉室的忠誠；面對周顗“取金印如斗大”的言語誤解，他的“甚恨之”展現了人中的猜忌；而當發現周顗救己表後“執之流涕”的悔恨，則讓這位政治家多了幾分溫與愧疚。“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慨嘆，為千古流傳的人反思。
周顗（字伯仁）的悲劇最震撼力。他表面上對王導的冷漠與私下裡“言導忠誠，申救甚至”的反差，展現了傳統士大夫“外冷熱”的風骨；面對王敦的質問，他“公戎車犯順，下親帥六軍，不能其事”的回應，堅守了君臣大義；臨刑前“神只有靈，當速殺之”的吶喊與“容止自若”的氣度，將忠臣形象推向極致。他的死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東晉士大夫理想主義在現實權力面前的破碎。
門閥政治的運作邏輯
這場深刻暴了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脆弱。晉元帝試圖過提拔劉隗、刁協等寒門員制衡琅琊王氏，卻引發了王敦的軍事反抗，說明皇權在門閥勢力面前的無力。王敦攻建康後“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的行為，以及晉元帝“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的無奈表態，揭示了門閥政治下“槍桿子出政權”的實質。
值得注意的是各方勢力的博弈策略：王敦過“大義滅親”的輿論包裝合理化叛；晉元帝用“還導朝服”的姿態拉攏王導，分化王氏家族；周札“開門納弘”的背叛，則現了地方士族在世中“擇強而事”的實用主義。這些選擇共同構了門閥政治中“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的生存法則。
人輝與歷史啟示
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仍有諸多人輝閃耀。溫嶠“劍斬鞅”阻止太子決戰，展現了對國家本的守護；王彬哭祭周顗後怒斥王敦“禍及門戶”，彰顯了士大夫的氣節；謝鯤冒險勸諫王敦勿殺王嶠，現了世中的良知堅守。這些人的選擇，為冰冷的權力鬥爭注了人文溫度。
王敦之的結局留下深刻歷史啟示：權力失衡必然引發盪，猜忌與誤解往往釀悲劇，而堅守道義的人格力量終將超越時代侷限。王導的終悔恨、王敦的最終失敗、周顗的千古留名，共同構了對權力與人的永恆拷問。這段歷史不僅是東晉初年政治的影，更為後世反思權力倫理的經典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