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冬，的寒風裹挾著政治博弈的硝煙，席捲了這座帝國的都城。司馬昭在剷除政敵、鎮反抗後，終於走到了篡位的最後一步——進爵晉公，加九錫。這場“禪讓”的鬧劇需要一道關鍵程式：由名士上表勸進，以彰顯“天命所歸”。而司馬昭選中了阮籍，這位竹林七賢中僅存的、在野聲最高的名士。他的筆墨，將為權力遞嬗的最後一重合法裝飾。
使者踏阮籍宅邸時，他正醉臥在地，酒氣瀰漫如屏障，隔絕了外界的紛擾。多年來，阮籍以醉酒為盾，躲過了無數政治漩渦：司馬昭曾與之聯姻，他連醉六十日，使提親者無從開口；面對場徵辟，他逃東平相閒職，十日拆毀衙門屏障，以荒誕行為諷刺禮法桎梏。然而這一次，醉酒再也無法為庇護所。
司馬昭的使者攜著不容拒絕的指令：“無論如何，需得阮嗣宗親筆勸進表。”阮籍被扶至書案前，筆墨紙硯如刑般陳列。他的手微微抖——這一筆落下，不僅是對曹魏王朝的背叛，更是對自畢生信念的踐踏。他想起父親阮瑀曾為曹機要秘書，曹氏父子對阮家有多年的恩；想起嵇康臨刑前索琴彈奏《廣陵散》，長嘆“此曲於今絕矣”的悲愴；想起山濤、王戎等舊友早已投司馬氏麾下，竹林七賢的清風朗月，終究散作政治泥沼中的浮萍。
在使者的監視下，阮籍終於提筆。出乎意料的是，這篇被寫就的《為鄭衝勸晉王箋》，竟文思泉湧，辭采斐然：
衝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之勢，據既安之業，宅曲阜；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文中，阮籍以伊尹、周公、呂尚的典故，將司馬昭比附於古之聖賢，極力鋪陳其功績：“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東誅叛逆，全軍獨克”“威加南海，名懾三越”。更以“大魏之德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的溢之辭，將司馬昭的權勢包裝天命所歸。然而，在華麗辭藻的背後，暗藏著阮籍的晦諷刺——他刻意強調“然後臨滄州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暗示司馬昭應在功後效仿上古賢人退江湖，實則是以反諷揭其篡位野心。
據《世說新語》記載，阮籍此時“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時人驚為“神筆”。這種“文不加點”的創作狀態，既源於他常年積累的文學底蘊，更是對命運妥協後的一種絕宣洩——既然無法反抗，便以最極致的才華，將這場政治鬧劇推向高。
勸進表完後，阮籍擲筆於地，喃喃道：“這下可以安心醉死了。”這句話為他生命的讖語。景元四年冬，勸進表呈遞後不到兩個月，阮籍溘然長逝，終年五十四歲。
他的死因，史料未明言，但後世學者多認為與勸進事件直接相關。中山大學董上德教授指出：“阮籍心到了多譴責，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這篇勸進文，不僅是阮籍個人政治潔譽的終結，更標誌著魏晉士人面對強權時“委曲求全”的集困境：
道德的悖論：阮籍一生以“青白眼”區別真偽，對禮法之士報以白眼，對嵇康等知己則青眼相待。然而最終，他親自為最虛偽的篡權者披上了合法外。
文化的悲劇：司馬昭需要阮籍這樣的名士為禪代背書，以證明“賢者歸心”；而阮籍的妥協，實則是世中理想主義者無法保全自我的影。
若細讀《為鄭衝勸晉王箋》全文，可見阮籍在政治高下的複雜心境：以古喻今的晦批判：文中大量引用伊尹、周公等賢臣典故，表面頌德，實則暗含對權臣僭越的譏諷。
對“退”的強調：結尾反覆呼籲司馬昭“臨滄州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實則是以退為進，揭其貪權柄的本質。
清壯文風的反差：與時人詬病的諂文書不同，阮籍以雄渾典雅的文風，將勸進表昇華為一種藝表達，彷彿以此維持最後的尊嚴 。
阮籍的勸進表，為魏晉禪代過程中的標誌事件。此後，司馬昭徹底掃除了篡位障礙，而阮籍的死亡，也為竹林七賢的時代畫上了句號。他的《詠懷詩》中曾寫道：“終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正是其一生如履薄冰的寫照。
後世對阮籍的評價始終充滿爭議：有人認為他委司馬氏，愧對嵇康的剛烈；也有人哀其境，理解在世中“苟全命”的無奈。但無論如何，阮籍的悲劇揭示了一個永恆命題：當理想與現實尖銳對立，個的抉擇往往無法以簡單的善惡衡量，而是時代裂痕中的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