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會議的塵埃落定，如同為義大利在地中海兩岸的新領地蓋上了國際認可的印章。然而，亞歷山德羅深知，條約上的墨跡未乾，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將紙面上的主權轉化為切實有效的統治。的黎波里塔尼亞（利比亞）與克里特島，這兩塊幾乎同時到手卻風迥異的土地，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治理難題。在羅馬首相府的統籌下，一套因地制宜的“雙軌治理”策略被迅速推行開來。
琴海明珠：克里特島的懷同化。克里特島的局勢相對明朗，島嶼面積有限，地理上易於控制，且島上佔多數的希臘東正教居民對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長期懷有牴甚至仇恨緒。義大利的軍事行，在巧妙的宣傳包裝下，某種程度上被部分當地人視為一種“解放”。
亞歷山德羅為此定下了“懷、同化、整合”的基調。戰後，大部分義大利艦隊和主力陸軍部隊陸續撤離，只留下量銳部隊駐守主要港口和戰略要地，主要負責對外防和象徵的威懾，避免給當地人造強烈的佔領軍迫。
真正的統治核心轉移到了文政府手中。一位被任命為“克里特高階專員”的資深政治家，帶著一批心挑選的行政、法律、經濟員抵達幹尼亞。他們迅速接管了島上的行政管理權。
治理的第一步是兌現承諾。奧斯曼時代繁重的稅賦被大幅削減，尤其是針對農民和中小商人的苛捐雜稅被廢除，此舉迅速贏得了底層民眾的好。義大利當局宣佈尊重並保護東正教會的財產和信仰自由，甚至撥出款項資助修復在戰火中損的教堂，這一舉措有效地安了有強大影響力的教會階層。
更重要的是自治權的下放。按照亞歷山德羅的指示，克里特島立了地方諮議會。議會的部分席位由義大利高階專員任命（多為親意的當地名流和知識分子），另一部分則由各地區過有限選舉產生（財產和文化程度有一定要求）。議會被賦予了理地方教育、公共工程、低階司法和稅收分配等部事務的較大權力，給人一種“自治”的真實，雖然國防、外、財政大權和最終否決權仍牢牢掌握在義大利高階專員手中。
為了鞏固統治基礎，義大利人大量招募當地人進基層警察部隊和低階行政部門。這些本地僱員不僅能更好地與居民通，執行政策，其薪水也為了拉攏當地家庭、構建利益共同的重要手段。他們穿著義大利風格的制服，維護著“義大利秩序”，無形中為了新統治系的宣傳員和穩定。
與此同時，經濟和文化紐帶迅速加固。科斯塔集團的商船頻繁往返於義大利半島和克里特之間，運來廉價的工業品、建材和傢俱，收購優質的橄欖油、葡萄酒和葡萄乾，島上的經濟生活逐漸與義大利市場繫結。來自義大利的教師被派往島上，開始在學校裡推廣義大利語教學（與希臘語並行），傳播義大利文化。甚至開始有計劃地鼓勵量義大利本土移民（主要是手工藝人、教師、商人）前來定居，與當地人混居。
到1878年7月，克里特島的表面秩序已基本恢復，甚至顯得比奧斯曼統治時期更為繁榮有序。街頭雖仍有義大利士兵巡邏，但氣氛相對緩和。幹尼亞的咖啡館裡，開始能見到義大利員與當地頭面人談的場景。一種基於現實利益算計的、脆弱的認同正在慢慢滋生。亞歷山德羅收到報告，對此表示謹慎的滿意，但他知道，要真正融化歷史的隔閡，還需要漫長的時間和持續的利益輸送。
北非沙海：利比亞的鐵腕與羈縻。與克里特島相比，利比亞的治理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更為複雜、艱難且充滿腥味。這裡的部落社會結構深固，伊斯蘭文化佔據絕對主導，沙漠環境惡劣，且與奧斯曼帝國的宗教和歷史聯絡更為。
亞歷山德羅為此制定的策略是“沿海直接控制，陸間接統治，武力為後盾，分化拉攏為主”。
在的黎波里、班加西、胡姆斯等沿海城鎮，義大利仿照突尼西亞模式，設立了強有力的“利比亞軍政府”，由總督統轄文武大權，實行嚴格的軍事管制。義大利正規軍牢牢控制著所有港口和城鎮，工兵部隊加修復和擴建港口、兵營、道路和電報線路，將這些沿海據點打造為堅不可摧的堡壘和統治核心。統治階層幾乎全是義大利人，從總督到稅務，再到警察局長。但在基層，也開始有限度地僱傭一些願意合作的當地頭面人或其子弟擔任翻譯、低階辦事員和警察，利用他們來管理本地居民，徵收稅賦（稅率較奧斯曼時期有所降低，但徵收更有效率）。
對於廣袤無垠、部落林立的陸地區，義大利人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直接軍事佔領和行政管理在此地本高昂且不現實。奧斯曼帝國在簽署和約後，雖表面上停止了對反抗部落的支援，但仇恨和抵抗的火種並未熄滅。
義大利的辦法是“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他們嚴格遵循與奧斯曼的協議，不再大規模派兵進沙漠清剿，而是轉而極力拉攏和賄賂那些有影響力的部落酋長。金錢、武、的禮、以及承諾承認其部落自治權和貿易特權，被慷慨地賜予那些表示臣服或至保持中立的部落。對於這些部落部的糾紛，義大利駐軍長樂於扮演“公正仲裁者”的角，往往偏袒歸順者，以此樹立權威和合法。
而對於那些繼續反抗、襲擊義大利補給線或據點的部落，則實施毫不留的報復打擊。意軍一旦鎖定目標，便會出由沙漠突擊部隊和忠誠的阿拉伯輔助軍組的快速縱隊，攜帶機槍和輕型火炮，進行準而殘酷的懲罰遠征。目標往往是部落的營地、牲畜群和水源點。戰後，俘虜的抵抗者不再被簡單決，而是據亞歷山德羅的新政策，被戴上鐐銬，押上運輸船，遠渡重洋，流放到義大利在東非索馬利亞或厄利垂亞的民地，從事強制的拓荒勞。這種遠距離流放政策，既徹底消除了本地的不穩定因素，又對其他部落產生了巨大的威懾，同時也為其他民地提供了急需的勞力。
到1878年7月，在胡蘿蔔加大棒的雙重作用下，利比亞陸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反抗活已顯著減，襲擊事件雖然仍時有發生，但頻率和強度已大不如前。沙漠深，義大利的影響力正過那些被收買的酋長和往返的商隊（其中不已由科斯塔集團控制），如同滴沙地的水銀，緩慢而持續地向陸滲。
與此同時，來自義大利的地質學家和礦業工程師組的探測隊，在重兵保護下，開始深陸地區進行勘探。他們過與合作部落的流和自己的人勘探，已經發現了鐵礦、銅礦、天然鹼、高嶺土、磷酸鹽礦等資源的線索，一份關於利比亞資源潛力的初步報告已送達亞歷山德羅的案頭，預示著這片看似貧瘠的土地未來可能帶來的財富。
在羅馬，亞歷山德羅審閱著來自地中海兩岸的治理報告，眉頭時而舒展時而鎖。克里特模式看似順利，但同化之路漫長；利比亞模式初見效，但基脆弱，本高昂。他知道，柏林會議帶來的和平只是表象，民統治的考驗，現在才真正開始。他提起筆，分別給克里特高階專員和利比亞總督下達了新的指令：繼續鞏固現有果，謹慎推進，時刻警惕，並開始著手製定更長期的經濟發展同化計劃。帝國的藍圖，正在艱難的實踐中一點點勾勒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