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初春，寒意並未隨著季節更替而散去，反而在法蘭西的土地上凝結更深重的絕與腥。都靈首相府，亞歷山德羅·科斯塔的書桌上，來自法國的電文一份比一份更令人窒息，清晰地勾勒出一個古老帝國崩潰後的慘烈圖景。
1月，被圍困數月、飢寒迫的黎市民再次發起義，遭到臨時國防政府的腥鎮。1月26日，絕的法國政府最終在凡爾賽鏡廳與普魯士簽訂了屈辱的《黎投降條約》，三天後全面停戰。條約容傳來，令所有關注歐洲局勢的人都倒吸一口涼氣：黎要塞大部分炮臺、火炮、彈藥移給德軍，法國需賠償2億法郎的天文數字，並割讓阿爾薩斯和林全省。
2月26日，停戰協定轉化為預備和約（《凡爾賽和約》草案）。據其苛刻條款，德軍獲得了在法國國民議會批准和約前，將軍隊開進黎的權利。3月1日，這一幕恥辱的場景上演了：普魯士軍隊以勝利者的傲慢姿態，在黎主要街道舉行了短暫而辱的閱兵儀式，直至3月3日和約正式批准後才撤出。凱旋門見證了征服者的馬蹄，香榭麗舍大街飄著異國的軍歌。
訊息傳到法國東南部的義大利遠征軍軍營，一片譁然與凝重。戰爭以法國的徹底慘敗告終，這意味著義大利遠征軍“牽制普軍、援助法國”的直接軍事使命已事實上結束。許多軍和士兵到迷茫，不知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亞歷山德羅·科斯塔的指令迅速而清晰地傳到前線：“全軍務必堅守現有陣地，保持最高戒備，但絕對避免任何挑釁德軍或介法國部事務的行為，等待後續命令。”他深知，此刻的和平脆弱不堪，強大的普魯士軍團近在咫尺，任何輕微的誤判都可能招致勝利者雷霆般的怒火，讓義大利之前付出代價換取的所有果頃刻間化為烏有。軍隊必須像沉默的礁石，在風暴後的餘波中巋然不。
然而，黎的悲劇並未隨著停戰和德軍短暫的閱兵而結束，反而急轉直下，進了更加駭人聽聞的章節。對“賣國政府”的極度憤怒、對建立新社會的、以及長期圍困積累的苦難，最終在3月18日猛烈發。黎的工人階級和傾向革命的國民自衛軍發起義，功控制了城市，驅逐了政府員，宣告立黎公社。一個由工人、手工業者和激進知識分子組的、試圖實踐“社會共和”理念的革命政權，在歐洲的心臟地帶誕生了。其頒佈的政綱——包括政教分離、工人管理工廠、推行義務教育等——如同投油桶的火把，瞬間點燃了整個歐洲舊秩序統治階層的恐懼。
法蘭西陷了腥的戰。位於凡爾賽的法國梯也爾政府驚惶失措，開始瘋狂地集結一切可用的軍隊，準備反撲，奪回黎。
這一系列劇變，尤其是“黎公社”這個名字，讓遠在羅馬的亞歷山德羅·科斯塔深震驚，一寒意從脊椎升起。他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手中攥著描述公社立及其激進政綱的電文，眉頭鎖，目異常凝重。
“公社…無產階級專政…工人政權…”他喃喃自語，這些詞彙對他這個穿越者而言，帶著一來自未來歷史書的、悉而又極其危險的意味。這不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或軍事失敗，而是一場試圖從本上顛覆現有社會結構和所有制關係的社會革命。其理念的傳染和對底層民眾的號召力，是君主制和資產階級政府面臨的全新且致命的挑戰。
他立刻意識到，這對正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社會矛盾開始累積的義大利意味著什麼。都靈、米蘭、熱那亞的工廠裡，工人數量正在快速增長，貧富差距、工作環境、待遇問題都是潛在的炸藥桶。
“法拉利、羅西尼，”他迅速召來政大臣和特別調查局局長，語氣前所未有的嚴厲，“黎的事件必須引起我們最高度的警惕。這不是別人的熱鬧，這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未來可能面臨的危險，我們的城市絕不能變下一個黎。”
他下達了一連串強指令：“第一，政部和特別調查局立刻升級監控力度。目標：國所有主要工業城市的工人團、社會主義者俱樂部、無政府主義者的秘集會點。要派人滲進去，掌握他們的核心員、思想態、活計劃。任何試圖傳播黎公社思想、煽暴力革命的苗頭，必須第一時間撲滅。
第二，控制輿論。讓《復興報》立刻發表系列社論，定下基調：嚴厲譴責黎公社的‘暴力’、‘無政府狀態’和‘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強調王國政府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堅定決心。同時，要宣傳政府正在推行的勞立法改革（如果有）和改善民生的計劃，巧妙地將激進革命與工人的合理經濟訴求切割開來。既要打極端思想，也要展現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意願，堵住煽者的口實。
第三，準備預案。警察和憲兵部隊進待命狀態，制定應對大規模工或的應急方案。底線：絕不允許任何模仿黎公社、試圖建立平行政權的行為在義大利的任何城市出現。”
與此同時，在法國，局勢變得異常微妙。逃到凡爾賽的法國梯也爾政府，開始集結軍隊，準備腥鎮黎公社。他們向仍在法國的義大利遠征軍發出了“協助維持秩序、封鎖黎外圍”的請求。
亞歷山德羅的最終指令明確而堅決：“可以應法國政府請求，在外圍協助執行封鎖任務，防止公社分子流竄或獲得外部補給。但我們的軍隊絕不能進黎城，絕不直接參與對黎市民的進攻和鎮行。”
這是一個冰冷而現實的政治決策。他深知，讓義大利軍隊的手沾上黎工人的鮮，不僅會在國際左翼運中留下永久汙名，極大損害義大利的道義形象，更可能在國激化工人群的仇恨緒，將社會矛盾的矛頭直接引向政府本，從而引他極力想要避免的危機。
於是，在黎城外，義大利遠征軍（義大利部分遠征軍和加里波第的志願軍已撤離回國）默默地駐守在自己的陣地上，為了那場發生在兄弟之邦腹地的、慘絕人寰的戰的沉默看客。他們執行著封鎖任務，冷眼旁觀著城牆發生的悲劇，既是亞歷山德羅現實政治哲學的忠實執行者，也在某種程度上，為了義大利自避開一場潛在社會災難的防火隔離帶。黎的烽火，照亮了法蘭西的傷痕，也驚醒了都靈的執政者。
黎的烽火，照亮了法蘭西的深刻傷痕，也驚醒了羅馬的執政者。亞歷山德羅·科斯塔的目從法國戰場收回，更加凝重地投向了義大利沸騰的工廠和沉默的南方。外部威脅暫緩，部的挑戰，伴隨著工業時代的隆隆腳步聲和黎傳來的腥氣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迫，近他的桌案。遠征的篇章即將翻過，但治理一個現代化國家所帶來的、更為複雜深刻的社會矛盾，已然拉開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