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城的狂歡仍在繼續，綠白紅三旗幾乎滿了每一條街道的視窗，歡呼聲浪彷彿要掀翻這座永恆之城的古老穹頂。然而，僅僅隔著一條臺伯河，在梵岡的高牆之，氣氛卻如同極地冰封，死寂、凝重，瀰漫著無以復加的悲憤與冰冷的敵意。
教皇庇護九世，這位年事已高、固執且在此刻深被上帝和世人共同背叛的老人，自義大利軍隊過庇亞門的那一刻起，便徹底斷絕了與外部世俗世界的一切友好往來。他召回了所有派往義大利境的代表，將自己嚴地封閉在梵岡宮殿的深。過一份由樞機主教團聯署、措辭嚴厲到極致的通諭，他向全世界發出了自己的怒吼。
通諭中，他痛斥義大利王國的行為是“神聖的掠奪”、“撒旦的勝利”，是“對基督在世代表的公然綁架”。他宣佈自己從此為“梵岡的囚徒”，以此控訴這“駭人聽聞的暴行”。他發誓絕不踏出梵岡一步，也絕不再給予“篡位者”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國王任何宗教意義上的認可——那傳統的“宗座祝福”永遠消失了。最嚴厲的是，他宣佈開除國王和首相亞歷山德羅·科斯塔的教籍，儘管在政治意義上，這道諭令已不如中世紀時那般有毀滅，但其象徵的詛咒力量，依然在全球十億天主教徒心中投下了巨大的影。梵岡了一座自我封閉的孤島，裡面充斥著禱告、悲嘆和一種絕不妥協的決絕。
站在奎里納萊宮（已被定為新的王宮和政府所在地）的辦公室窗前，亞歷山德羅·科斯塔能夠清晰地見不遠聖彼得大教堂那宏偉的穹頂。軍事上的勝利是乾淨利落的，但他深知，真正的挑戰現在才剛剛開始。一個充滿敵意、且能調全球宗教力量的教皇，是剛剛統一的義大利在國際舞臺和國穩定方面一個巨大的、持續的負資產和患。這種尖銳的對立絕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必須被儘快納一個可控的、法理的框架之。
“我們不能讓世界認為義大利是一個依靠武力迫害信仰、掠奪教產的野蠻國家。”亞歷山德羅在閣急會議上，對核心員們說道，語氣冷靜而務實，“我們必須主出手，給全球天主教界一個看似合理的代，更重要的是，給我們自己一個管理羅馬、理教廷關係的法律依據。我們需要一部法律，來界定這種前所未有的、畸形的政教關係。”
他授意司法大臣菲諾基亞羅伯爵，以閣的名義，以最快速度起草了一份《教皇及其聖座保障法》（簡稱《保障法》）草案，並立即提給正在適應新環境的羅馬議會審議。
草案容一經公佈，立刻在議會引發了山呼海嘯般的激烈辯論，其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以往任何關於經濟或軍事的議題。
保守派和虔誠的天主教議員（儘管人數不多，但聲音尖利）激烈反對：“這簡直是奇恥大辱。我們明正大地收回了自古屬於義大利的羅馬，為什麼還要像進貢一樣，承認那個失敗者擁有‘主權’？還要用納稅人的錢給他鉅額年金？這是勝利者的屈膝。”
另一極，激進左派和強統一派同樣極度不滿：“太過妥協，太過弱。教廷已經失去了世俗權力，了甕中之鱉，憑什麼還如此超然的特權和鉅額供養？我們應該趁機徹底清算教產，將教會完全置於國家法律和管理之下，實現真正的政教分離。”
以亞歷山德羅為首的主流務實派則力主過。亞歷山德羅親自走上議席，進行了一場冷靜而極說服力的演講：“先生們，請清醒一點。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失去了領土的世俗君主，他是全球億萬天主教徒的神領袖。武力可以佔領城牆，但無法征服人心，更無法熄滅信仰。我們的目標不是毀滅天主教，而是構建一個現代的、世俗的義大利國家。《保障法》不是屈辱，它是智慧和實力的現，是用法律和金錢換取實質穩定和國際理解。”
他逐條剖析法案的深層目的：“第一，它向世界宣告：義大利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教皇的宗教權威在其狹小領域（梵岡）將得到絕對保障，他依然是聖彼得的繼承者——這安了全球信徒。
第二，承認教皇在梵岡境有‘主權’和人不可侵犯權，實質上是將他的活範圍和法律地位固定化、無害化，解決了‘囚徒’這個煽稱號帶來的道德困境，把他圈定在一個緻的‘籠子’裡。
第三，鉅額年金（每年322.5萬里拉）看似高昂，但這是為我們終結教皇國千年統治支付的‘補償金’，買斷的是他未來以‘貧困’為由向國際天主教界求援、製造事端的可能，顯示的是王國的‘慷慨’與‘負責’。
第四，保障其通訊和外使節權利，維護其宗教職能，則是為了減國際行政運作的麻煩。
而這一切的換條件是什麼？”亞歷山德羅聲音陡然提升，目銳利地掃過全場，“是教皇國世俗統治的永久、法律上的終結。教廷必須，也只能在這個法律劃定的範圍行使其權力。這不是談判，先生們，這是勝利者單方面制定的遊戲規則，是為了國家最高利益而採取的主、理的措施。”
經過數週異常激烈的爭吵、個別條款的微調和政治妥協，在亞歷山德羅的強力推和統一黨的多數席位優勢下，《教皇保障法》最終在議會獲得過。
法律文字被心裝裱，由一位高階特使正式送往梵岡。結果毫無懸念，庇護九世教皇甚至拒絕親自接見來使。梵岡發表宣告，措辭冰冷地拒絕這份“邪惡的、無效的、不道德的”禮，譴責其是對神的，宣稱教皇絕不接一分一釐的“之金”，也絕不會承認義大利對羅馬的主權。他堅持其“囚徒”份，將其作為對抗義大利“暴政”的永久象徵。
亞歷山德羅得知回應後，只是面無表地對菲諾基亞羅說：“意料之中。法律既已生效，執行即可。”於是，一種奇特的、冰冷的僵局形了。義大利政府單方面按照《保障法》規定，將第一筆鉅額年金撥付至一個指定的、由教廷低階事務管理的銀行賬戶（而教廷方則對外宣稱“分文未”）；義大利警察和士兵尊重那條無形的邊界，絕不踏梵岡一步，但也嚴監視著其進出的一切人員；教皇依舊可以自由地向全球釋出通諭、任命主教，但他在義大利境的所有世俗管轄權徹底化為烏有。
《保障法》未能獲得教廷的承認，但它功地為義大利理與教廷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清晰、看似“文明”的法律框架，極大地緩解了來自法國、奧地利等天主教國家的國際力，也使得國眾多虔誠信徒（尤其是南方）的激烈緒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疏解和安。它像一道心構建的冰冷堤壩，將洶湧的宗教衝突約束在一條雖不友好但至可控的河道。
這是一種沒有和平的和平，一種充滿持續敵意的強制共存。亞歷山德羅明白，與教廷的真正和解或許需要幾十年甚至更久。但眼下，這部法律已經完了其最重要的歷史使命：為剛剛完統一、百廢待興的義大利，爭取到了至關重要的國際輿論空間和部緩衝期，讓他能夠將寶貴的力，重新投到更迫的國建設與外部機遇的捕捉之中。羅馬的歸屬權問題，在法律和事實上，都已塵埃落定。剩下的，唯有給時間，去慢慢融化那從梵岡高牆不斷散發出的、刺骨的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