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1919年的新年是在一種奇特的氛圍中到來的。街頭巷尾仍可見慶祝勝利的褪標語，麵包店前排隊的人群卻比戰時短不了多。戰爭的勝利與和平的困頓像一對孿生兄弟，同時進了這個半島國家。
奎里納萊宮的書房裡，壁爐的火映照著亞歷山德羅·凱撒一世沉靜的面容。他面前攤開著兩份檔案：左邊是1915年的《倫敦條約》秘條款副本，上面用紅筆圈出了達爾馬提亞海岸、斯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部分地區，以及阿爾尼亞保護國地位等字樣；右邊則是外部彙總的、來自黎的最新電報摘要，字裡行間著英法外閃爍其詞的曖昧與的推諉。
“他們開始後悔了。”亞歷山德羅的聲音不高，像是在陳述一個早已預料到的事實，“當奧匈帝國這個共同的敵人轟然倒塌，盟友就變了分贓的對手。英國人擔心我們過於強大，會威脅他們在東地中海的利益；法國人想拉攏新生的南斯拉夫人，對抗德國在東歐的影響力；國人……”他拿起一份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原則”的傳單，輕輕抖了抖，“這位理想主義的教授認為民族自決比一紙戰時約更重要。”
侍立一旁的外大臣西德尼·索尼諾，這位以冷峻務實著稱的外微微頷首：“陛下察。黎傳來的風聲很不妙。勞合·喬治私下對法國人說，義大利在戰爭中的貢獻‘值得讚賞，但不應過度補償’。克里孟梭則更直接，他認為義大利對達爾馬提亞的要求是‘過分的’，會製造新的民族矛盾，不利於歐洲穩定。”
亞歷山德羅站起，走到巨幅歐洲地圖前，目久久停留在亞得里亞海東岸那片犬牙錯的海岸線上。那片土地凝聚了義大利人幾個世紀的和一年的淚。
“我必須親自去黎嗎？”他像是在問索尼諾，又像是在自問。
“陛下，我認為不妥。”索尼諾謹慎而堅定地回答，“首先，各國國王均未親自出席，這是首相和外長級別的會議。其次，國局勢需要您坐鎮。戰後復員、經濟轉軌、社會安，千頭萬緒。第三……”他頓了頓，“談判很可能變得醜陋，需要有人能做出強姿態，甚至必要時以‘退出談判’相威脅。作為國王，您親自出面會失去迴旋餘地，而一位首相或全權代表則可以有更多的戰靈活和‘抗命’空間。”
亞歷山德羅沉片刻，點了點頭。索尼諾的考慮符合他一貫的實用主義。“那麼，誰代表義大利去籤這份可能‘不完’的條約，同時承國的力？”
“我推薦路易吉·佩斯卡託雷。”索尼諾早有準備，“他是政府首相兼任財政大臣，格溫和，善於協調，在黨和各派系中口碑很好。由他出任代表團團長兼名義上的首席代表，可以展現我們的合作姿態，安國溫和派和英法的戒心。”
“但他缺乏外上的鋒芒。”亞歷山德羅指出。
“所以，”索尼諾眼中閃過一銳，“由我擔任代表團實際上的首席談判代表，兼任副團長。佩斯卡託雷閣下負責表面的協調與禮儀，我負責實質的鋒與博弈。代表團的其他員，我已擬好名單：包括頂尖的國際法專家、軍事顧問、經濟專家，還有幾位在阿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有過實地經驗的民地員。我們需要一個既能據理力爭，又能靈活周旋的團隊。”
亞歷山德羅看著索尼諾，這位被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外干將，臉上是那種準備踏角鬥場前的冷靜與專注。“很好，就這麼辦。授予佩斯卡託雷首相代表團團長頭銜，負責日常協調，但黎的一切以你的判斷為準。我會過加電報與你們保持直接聯絡。”
他走回桌前，手指重重按在《倫敦條約》上：“索尼諾，記住我們的底線：特倫諾、南羅爾、的裡雅斯特、伊斯特拉半島，這些核心‘未收復領土’必須百分之百拿回，沒有任何商量餘地。這是戰爭合法的基。達爾馬提亞海岸和島嶼，尤其是扎達爾、斯普利特、科托爾灣，必須盡最大努力爭取，這是《倫敦條約》的承諾，也是未來海軍控制亞得里亞海的關鍵。至於斯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陸……”他停頓了一下，聲音轉冷，“如果英法執意要扶植一個‘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維尼亞人王國’（南斯拉夫）作為他們在爾幹的棋子，我們可以做出‘讓步’，但必須有等價的、其他地方的利益換。”
“陛下的意思是？”
“中東，石油。”亞歷山德羅吐出兩個詞，“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在爾幹是武，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也可以是武。庫爾德人？亞尼亞人？阿拉伯人？我們可以支援他們的‘自決’，然後從他們‘獨立’後的新國家裡，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中東的石油特許權，波斯灣的港口租借地，阿拉伯的某種特殊地位。英國人想要中東？可以，但必須分我們一杯羹，作為對我們在歐洲‘讓步’的補償。把談判的棋盤擴大，從亞得里亞海擴大到地中海東岸，甚至更遠。”
索尼諾的眼睛亮了起來，這正符合他擅長複雜易的外風格。“我明白了，陛下。我們會準備多套方案，在黎的會議上，時而與英法站在一起制國過分的理想主義，時而聯合國製約英法的民貪婪，必要時候甚至可以利用日本人對於太平洋島嶼和山東問題的關注，尋找臨時同盟。我們要讓所有人都覺得，滿足義大利的部分要求比激怒義大利、讓和會破裂更為有利。”
“帶上這個。”亞歷山德羅從屜裡取出一枚特製的印章，上面刻著凱撒的徽記和義大利國徽，“必要時，可以用它來‘印證’某些非正式的、但極分量的承諾或威脅。記住，你們後是維托里奧威尼託勝利的軍隊，是剛剛凝聚起來的民族意志。在黎，你們不是乞討者，是來兌現一張用鮮寫就的支票的債主。雖然……債主往往發現，欠債的人總想賴賬。”
1919年1月18日，黎，凡爾賽宮鏡廳。義大利代表團在路易吉·佩斯卡託雷首相和外大臣西德尼·索尼諾的率領下，步這個充滿歷史象徵意義的大廳。水晶吊燈的芒映照著他們深莊重的禮服，也映照著周圍其他國家代表審視、好奇、乃至戒備的目。
佩斯卡託雷面帶溫和的微笑，與認識的英法員寒暄。而索尼諾則徑直走向安排好的座位，目銳利地掃過主席臺：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神嚴肅，帶著傳教士般的使命；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顯得明而疲憊，手指習慣地敲擊著桌面；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人稱“老虎”，角繃，眼神如鷹隼。
和會開幕的宏大詞藻很快散去，實質的分贓在委員會和室裡迅速展開。果然，當意大利代表在領土委員會首次提出基於《倫敦條約》的完整要求時，冷水便潑了下來。
英國代表含糊其辭，強調“新的民族國家現實”。法國代表則更直接地表示，過度削弱新生的南斯拉夫國家不符合“歐洲長期穩定”，並暗示義大利在戰爭最後階段的貢獻“雖然重要，但並非決定”。
索尼諾安靜地聽著，沒有立刻反駁。他只是將一份心準備的備忘錄，過秘書遞給主席團。備忘錄裡，除了《倫敦條約》的引文，還有詳盡的統計資料：義大利在戰爭中的員兵力、傷亡人數、擊潰奧匈軍隊的戰役列表，以及對協約國資供應的貢獻。數字冰冷，但比任何言辭都更有力。
第一接，他就明白了亞歷山德羅預判的完全正確：這張寫的支票在和平的下，被債主們試圖重新審閱、打折，甚至作廢，真正的博弈才剛剛開始。他看了一眼窗外黎灰濛濛的天空，知道接下來幾個月，這裡將是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的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