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杞“撲通”跪倒，還想說什麼，德宗已經拂袖轉後殿。
正月初一的奉天，雪停了，天卻依舊沉。德宗在偏殿召見陸贄，案上攤著河北送來的急報：王武俊稱王，田悅自立，李納也不安分……
“陛下，不能再打了。”陸贄說得直白，“朝廷沒錢，兵也乏了。李懷雖未反，但怨氣已生。再這麼下去……”
“那你說怎麼辦？”德宗苦笑，“讓朕向那些叛臣低頭？”
“不是低頭，是轉。”陸贄從袖中取出一卷文稿，“臣草擬了一份詔書，請陛下過目。”
德宗接過來，越看眼睛瞪得越大。看到最後，他抬頭盯著陸贄：“這……這真是讓朕發的？”
“一字一句，皆為陛下江山計。”陸贄跪下，“陛下，刀槍能殺人，有時卻殺不盡人心裡的怨氣。這份詔書若能收服三鎮，剩下李希烈一介狂徒，何足道哉？”
德宗拿著那捲紙，手微微發抖。紙上寫著“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字字如針，紮在他心頭。
良久，他提起硃筆，在末尾簽下“可”字。筆尖頓了頓，又加了一句：“佈告遐邇，鹹使聞知。”
詔書是正月十五發出的。驛馬踏著殘雪奔向四方，馬上驛卒心裡直打鼓：這詔書裡皇帝把自己罵得狗淋頭，還說要赦免所有叛將——這送到河北，那些節度使不得笑掉大牙？
王武俊接到詔書時，正在營中烤火。幕僚唸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時，他手裡的酒杯停在了半空。
“再念一遍？”他眯起眼。
幕僚又念。唸到“李納、田悅、王武俊等，皆以勳舊，繼守藩維，朕馭乖方，致其疑懼”時，王武俊忽然“哈”地笑出聲。
“馭乖方……好個馭乖方！”他站起來踱了兩步，“這李適，居然認慫了？”
“主公，依屬下看，這不是慫。”老謀士從角落裡出聲，“這是以退為進。陛下把錯都攬自己上，給了咱們臺階下。若再不識抬舉……”
王武俊不笑了。他盯著詔書上“一切並與洗滌，復其爵位，待之如初”那幾行字，沉半晌。
三天後，魏博節度使田悅的使者到了。兩人在室裡嘀咕半天，最後王武俊送客時說：“回去告訴你家主公，王某這就上表請罪——不過李希烈那瘋子，怕是沒這麼容易回頭。”
果然，李希烈接到詔書，當場撕了個碎：“假惺惺！老子就要當皇帝，他能奈我何？”
二月，李希烈在汴州稱帝，國號“大楚”。而與此同時，王武俊、田悅、李納的請罪表章，已經擺在了德宗的案頭。
司馬說：
“盧杞之，天下共知，而德宗蔽之至深，何也？蓋人主喜順惡逆，杞能伺意承，而懷輩直諫忤旨。及至軍洶洶，德宗方貶杞以謝將，何其晚也！至於《罪己詔》下而三鎮歸，可見人主能自訟，則天下雖有叛將，猶有向化之心。然赦令數下，威信漸弛，此又矯枉過直之患矣。”
作者說：
讀這段歷史，我常琢磨一個有趣的問題：盧杞真的是“臣”嗎？傳統史書當然這麼寫，但細想之下，他那些排同僚、阻撓武將的行為，與其說是“”，不如說是“蠢”——一種典型的僚主義之蠢。他所有決策的邏輯出發點都是“如何鞏固我的相位”，而非“如何利於國家”。這種短視的自我保全，在承平年代或許只是惹人厭，但在世就是致命毒藥。
更值得玩味的是德宗的心理轉折。從死要面子不肯認錯，到被迫貶斥盧杞，再到主釋出那樣一份把自己貶到泥土裡的《罪己詔》——這背後不完全是帝王心，更像是一個被現實打趴下的人，終於學會了彎腰。詔書中那句“朕實不君”，表面是自責，實則是政治智慧：當皇帝承認自己不是完的“君”，反而更能做一個真實的“人”，一個能與各方勢力討價還價的談判者。
而藩鎮的反應也耐人尋味。王武俊們不是被詔書的“真誠”，而是明地計算了利弊：皇帝給了臺階，此時不下，難道真跟李希烈那個瘋子一起走到黑？這份《罪己詔》與其說是道德召，不如說是一份心設計政治契約，重新定義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底線。
本章金句：龍袍雖重，有時需彎腰方能拾起民心；鐵甲雖堅，終究擋不住紙上的刀鋒。
如果你是德宗，在奉天行宮那個寒冷的臘月，面對李懷的步步和盧杞的哭訴求饒，你會當場做出怎樣的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