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想了想，打了個比方：“說白了，就是‘宰相待遇’。”
“那我能去長安上班嗎？”
“去不了。這就是個虛銜，給您的。”
王審知把詔書卷起來，往袖子裡一塞，笑了：“那我這個宰相，豈不是全天下最清閒的宰相？不用上朝、不用幹活、不用看皇帝臉，還能白拿一份俸祿——雖然朝廷也沒給我發過。”
幕僚也笑了：“大王您就知足吧，您看看隔壁的王建，為了爭箇中書令，連打了好幾仗，死了好多人。您什麼都不用幹，白撿一個‘同平章事’，這買賣划算。”
王審知想了想，點點頭：“也是。那咱們繼續種田去。”
朝廷：蓋章蓋到手的“傀儡”
長安城裡，唐昭宗李曄終於批完了所有奏章，趴在案上，整個人像被空了一樣。
“陛下，今日共發出詔書十七道，其中加進爵的十二道，冊封刺史的……”
“行了行了，別唸了。”李曄擺擺手，“朕現在閉上眼睛，滿腦子都是‘加’字。加、加爵、加俸、加封地……朕都快不認識這個‘加’字了。”
何皇后端了一碗銀耳羹過來，遞給他：“先喝口湯吧。你說你當年要是投胎到個尋常百姓家，現在說不定正跟你爹在田裡秧，雖然累點，但至不用這份窩囊氣。”
李曄喝了一口湯，苦笑道：“秧？朕現在跟秧有什麼區別？一天到晚給人‘’帽子，完了還得賠笑臉，生怕人家不滿意。”
“可不是嘛，”何皇后嘆了口氣，“你呀，就是這個命。誰讓你是皇帝呢？”
李曄放下碗，向殿外灰濛濛的天空，幽幽地說：“皇帝？朕算什麼皇帝？朕就是個蓋章的。章在朕手上，權力在別人手上。”
這話說得一點沒錯。
化三年，大唐的中央朝廷已經虛弱到了極點。各路藩鎮節度使，要麼像王建這樣明目張膽地擴張地盤，要麼像錢鏐這樣坐地為王，要麼像王審知這樣悶聲發大財。朝廷能做的，就是追認既事實，給每個人一個好聽的頭銜，指他們看在“皇恩浩”的份上，鬧點事。
可問題是，當“皇恩”變了一項免費的公共服務，誰還會真的把它當回事呢？
司馬說
《資治通鑑》載此段史事，司馬擱筆嘆曰：“讀史至此，不莞爾——亦復唏噓。夫朝廷之加晉爵，本為賞功罰罪、馭臣之道。然當是時也，藩鎮自取自奪，朝廷唯諾諾從之，如小兒之命於父，顛倒甚矣。王建並兩川而加中書令，錢鏐敗康儒而加檢校太尉，王審知守福建而同平章事——此三者，朝廷未嘗一日製之，而虛名濫施，猶恐其不。譬若貧者家中無米，猶持空券以驕人，不亦悲乎？然亦有一說：唐室至此，猶能存續數十年，未嘗非此‘蓋章之’之功也。蓋虛名雖賤，於人無害；實利雖重，爭則必傷。使天下英雄皆得所之名，則兵戈或可稍戢。此乃末路之智，雖不足法，亦足觀世態之變也。”
作者說
讀唐末這段歷史，我總覺得特別有意思。它讓我想起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權力本不再擁有實力背書，它還能剩下什麼？
答案是：一個“蓋章”的功能，而且是個不怎麼值錢的蓋章。
但我們不妨換個角度看這件事。唐昭宗的“蓋章困境”，其實揭示了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道理：權力的本質從來不是發號施令，而是被人需要。當你的命令對別人沒有實際價值的時候，你蓋一萬個章也不過是廢紙一張。反過來，像錢鏐、王審知這樣的人，他們自己就有能力保境安民、發展經濟，朝廷的加對他們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有它不多，沒它不。
這就引出了一個有點“反常識”的結論：真正強大的人，不需要別人給他“加”；而需要“加”來證明自己的人，往往本就不夠強大。王建為什麼那麼在意中書令的頭銜？因為他心始終有一個“私鹽販子”的自卑，需要帽來遮。錢鏐為什麼無所謂？因為他知道自己就是浙江的王，朝廷認不認都不影響他修海塘、打水戰。
唐末那場加晉爵的鬧劇，與其說是朝廷的頹敗，毋寧說是一場殘酷的大考。
虛銜堆疊之下，唯有這面鏡子照出了真偽：留得住的是真豪傑，只是虛張聲勢的，終究只是紙老虎。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點：虛名這個東西，只有在大家都信它的時候才有用。唐末的問題是，大家都不信了。就像你拿著一疊百萬鈔票去菜市場，如果賣菜的不認，那它就是廢紙。朝廷的爵也一樣——當節度使們發現自己一拳就能把朝廷派來的監軍打趴下的時候，中書令這三個字就跟小孩過家家時戴的紙皇冠沒區別了。
這給我們現代人的啟示是什麼呢？真正的強者，從不迷信頭頂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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