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鼎孳此人，出書香門第，累世仕宦，家學淵源。
若單論才學，他確有傲人資本。自崇禎十二年起，連續五年參與科舉，其文章錦繡，詞采華茂，每每出爐必引得京城文士爭相傳抄，皆言其有驚才絕豔之姿，論才氣，堪稱士林翹楚。
然而，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此人品之低劣，與其才華之耀眼形了鮮明對比。他沉湎酒，更兼風流薄倖，行那始終棄之事，德行有虧，名聲狼藉。
天子求才，固然重其學識，更察其心。似龔鼎孳這般才高而德寡之輩，縱有經天緯地之才，亦如利刃在手而無鞘，用之必傷自，禍及朝綱。
故而，從崇禎十二年到崇禎十七年，整整五載春闈，任憑龔鼎孳文章寫得花團錦簇，朱由檢筆親點之時，總是毫不猶豫地將其摒於進士榜單之外。
無他，朝廷需要的是德才兼備的棟樑，而非一個酒財氣俱全、毫無守可言的文人。才華，從來不是通往廟堂的唯一通行證。
如今，時移世易。
那位將他牢牢按在科舉門檻之外的朱由檢已然北歸，坐鎮北京。遠在南方的龔鼎孳，自覺錮已去，曙在前。
他心中盤算，只要能在南京順利過科舉，即便最終只是個七品縣令的外放，也完了從“白”到“”的本質越。屆時，遠在數千裡之外的皇帝，即便心中不喜，也未必會為了一個微末小的任命而大干戈。
於是，自崇禎十七年起，這位自詡懷才不遇的“名士”便開始了鑼鼓的運作。
他憑藉家資，上下打點，疏通關節，更在江南士林間不餘力地為自己營造聲。他心塑造著一個“才高八斗、溫良恭儉、遭際坎坷、一心報國”的完士人形象，其手段高明，幾近無懈可擊。
為攀附更高的階梯，融江南的核心圈子，他更刻意結了聲名顯赫的“復社四公子”——陳貞慧、侯方域、冒襄。皆出宦世家，文采風流譽江南，然而在私德上，堪稱一丘之貉，皆是縱聲、玩弄、始終棄之徒。
他們聚集在一起，表面上風弄月，高談闊論，實則結黨營私，互相標榜，形了一個以文藝掩飾其劣行的利益小團。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小圈子的所有人，都早已被北方的朱由檢列了需要著重審視甚至打擊的黑名單。
朱由檢對這種所謂的“才子”嗤之以鼻，但這並不妨礙人家在這金陵之地發揮自己的“特長”。玩弄。在這秦淮河上，賣弄文采。
與柳如是齊名的顧橫波、李香君等“秦淮八豔”，便了他們重點追逐的目標。在這些風流才子看來，佳人配名士，千古佳話。
復社四公子不是還有方以智嗎？他人在何？
當陳貞慧、侯方域等人在秦淮河畔風弄月時，復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卻正著布短打，立於遼東刺骨的寒風中。
他眼前並非詩稿畫卷，而是攤開的水利輿圖與泰西演算法；手中執著的亦非筆墨，而是勘測地勢的羅盤與規尺。
這位曾被江南士林譽為“博覽群書、學貫天人”的才子，如今正帶著一眾工匠，在遼南規劃水渠，兼研西學格之道。
紫城的朱由檢，曾三令五申，命他與宋應星、王徵等人速返京師，專司研造。
然而，這位方公子與宋、王二位大家，竟對天子諭令置若罔聞。
他們從遼東聯名上疏，奏章言辭懇切卻立場堅定：“遼地水脈未定，新渠未，火鑄法猶待實測。此時南返，前功盡棄。”
末了，更是不卑不地添上一句：“遼東事未畢，懇請陛下……容臣等稍待。”
這已近乎於“將在外，君命有所不”的直白表態。
寇白門的“聽雪閣”，
此刻正上演著一幕荒誕的景象。
陳貞慧、侯方域、冒襄與那龔鼎孳齊聚一堂，圍坐在張煌言與寇白門對面，個個意氣風發，唾沫橫飛。他們無視張煌言這位真正行伍出的將領在場，竟當著的面，高談闊論起所謂的“天下大勢”。
“若使吾等統兵十萬，必當出塞千里，直搗漠南王庭，效仿當年衛霍之功，建不世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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