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一世紀的視角來審視，張煌言此刻的行為，堪稱一場越階層的、不計後果的痴。
不妨做個更切的比喻：他，一個剛剛步社會、月薪不過萬的基層公務員，因為機緣巧合看了幾場頂流團的演出，竟與其中那位被譽為“四千年一遇”的人氣員私下相識。
幾次談後，對方或許欣賞他的樸實真誠，對他流出些許好。
然而，他接下來的舉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他不僅要追求這位萬眾矚目的偶像，更是認真地計算著微薄的工資和家裡的積蓄，籌劃著要為“贖”，明正娶。
此事若發生在當下，且不論團所屬的娛樂公司會如何反應，僅是那數百萬“護花心切”的，就足以用唾沫將他淹沒，用網暴將他社會死亡。
這被視為一種對稀缺公共資源的“”，一種不自量力的痴心妄想。
而這， 正是張煌言所的境地。
寇白門，便是這個時代的“頂流偶像”。
的才與貌，是江南文人士紳階層共同追捧、共同消費的公共審資產。
屬於那個漂浮著詩酒與笙歌的夢幻秦淮，而不應屬於任何一個的、尤其是像張煌言這樣地位不高的個人。
他這份不合時宜的認真與執著，在世人眼中，不僅是荒唐，更是一種對既定秩序和集幻想的冒犯。
他的，是整個士大夫階層那關於“面”與“界限”的敏神經。
當然，眼下談論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反應還為時過早。
橫亙在張煌言面前的，是兩道更為現實和冰冷的壁壘。
首先，是那令人絕的價格。
寇白門作為秦淮河上最負盛名的名之一，的“梳攏”之資，依照當下南京風月場的行，絕無可能低於三千兩雪花銀，甚至據追捧者的狂熱程度，有可能攀升至一個更加驚人的數字。
這筆鉅款，對於一個依靠俸祿和微薄田租的基層武而言，無異於天文數字。
而更深層次的阻礙，源於他過往那個“離經叛道”的選擇。
張煌言年僅二十二歲便考中舉人，本已踏上了一條被家族和社會所認可的、通往文清流的坦途。
然而，就在次年，他竟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決定——放棄唾手可得的進士科考，轉而投武舉，最終只獲得了一個百戶的武職。
這一舉，本就是對父親張圭章期的徹底背離，是一種自毀前程的“墮落”。
如今，這個“不肖之子”不僅未能耀門楣，反而再次陷驚世駭俗的桃糾葛，竟妄想為一個名贖。
這在張圭章和世人眼中，無疑是其“墮落”路線上變本加厲的瘋狂。經濟上的困窘與出道路上的“原罪”，如同兩道沉重的枷鎖，牢牢鎖住了他這段看似不可能的痴念。
面對這看似無解的困境，張煌言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堪稱大明開國以來未曾有過的決定。
他鋪開宣紙，研墨潤筆，以最工整的館閣，寫下了一份呈給當今天子朱由檢的奏疏。
在這份奏疏中，他並未瞞，而是坦誠地陳述了自己當下的境與那個“逾矩”的願。
他稱自己心懷一“遠大理想”，此理想關乎個人之夙願，亦關乎對一位風塵奇子的承諾與救贖。然而，理想雖遠，現實卻迫人——他“囊中”，無力承擔那高達三千兩白銀的“梳攏”之資。
因此，他“斗膽泣上奏”，懇請陛下能夠“暫借帑白銀三千兩”，以全其志。為表誠意與決心，他願“立下字據，以自職、俸祿及家產為抵押”，並承諾在未來的“二十年，連本帶利，分期償還”，絕無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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