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朱由檢之所以在全域中顯得如此被、掣肘，其源遠非軍事才能或資源匱乏所能完全解釋。
更深層的原因，埋藏於他一個與這個時代幾乎所有統治者都截然不同的核心抉擇裡。
他近乎固執地惜人力，極度抗拒將百姓視為可消耗的數字。
他無法忍，因為自己的一紙詔令，就導致千上萬個家庭承生離死別的劇痛。
他深知，在古代，“為國征戰”四字背後，是無數普通人被碾碎的命運。
行軍打仗，絕非僅僅是士兵的事。
支撐前線每一支軍隊的，是一條由鋪就的後勤之路。
那些被徵發的民夫、車伕、船工，他們運送糧草輜重往返於前線的旅程，本就是一場九死一生的噩夢。
他們需要防範敵軍騎兵的突襲劫掠，每日在皮鞭與呵斥下趕著幾乎不可能完的八個時辰路程，負重跋涉在泥濘或凍土之上。嚴寒、疫病、飢、勞累，隨時可能奪走他們的生命。
一趟差事下來，即便僥倖生還，也往往元氣大傷，形同廢人。
因此，這位穿越而來的皇帝，執拗地幾乎不徵發強制的徭役，更明令止“抓壯丁”。他寧願讓軍隊的機和補給慢一些，寧願自己在前線調兵遣將時捉襟見肘，也不願開啟那扇將平民直接推地獄的大門。
那些在戰中被叛軍或某些軍強行驅趕上戰場的“壯丁”，其命運恰恰印證了他的恐懼。
他們就是最純粹的炮灰。
沒有經過任何訓練，手持劣甚至鏽爛的武，穿無法寒擋箭的破棉襖，吃著連豬食都不如的伙食，承著最嚴酷的驅使，卻總是被安排在陣線的最前方，用之軀去消耗敵軍的箭矢和力。
他們的待遇，甚至連近代戰爭中的“填線兵”都不如——畢竟後者手中可能還有一件可靠的武。而這些被強徵的百姓，只有爛槍頭、爛棉襖、豬狗般的待遇，以及微乎其微的生存機率。
試想，如果坐在這龍椅上的，仍是原來那位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從未驗過民間疾苦的崇禎帝，局面會如何？
那位皇帝的世界裡，百姓是賦稅和兵員的來源，是維持統治的工，其生死只是一個統計數字。
他或許從未公開說出“你們為什麼不去死？”這樣冰冷的話，但在無數次為籌餉催糧而焦頭爛額、責怪臣下無能時，他的心深，很可能盤旋著類似的想法。
為什麼這些子民不能多為朝廷犧牲一些？為什麼他們不能乖乖出最後一口糧，然後安靜地死去，以全他的江山社稷？
缺乏基本的同心與共能力，是舊時代統治者的通病，也是原版崇禎帝悲劇的源之一。
而如今這位朱由檢的“被”，正是他用現代人的良知，去對抗整個封建時代戰爭邏輯時，所必須承的沉重代價。
他的每一個艱難決策，背後都是對“一將功萬骨枯”這句古語的抗拒。
朱由檢的這種做法被他的臣子們看在眼裡，海關尚書楊嗣昌曾不止一次的提醒自家的陛下。
楊嗣昌的奏對直指當前後勤困局的核心。
他提出的方案，幾乎是所有讀史書兵法的能臣，在帝國資源捉襟見肘時會本能想到的“上策”：“就糧於敵”、“因糧於地”。
他再次趨前一步，聲音懇切，試圖用最直觀的數字打皇帝：“陛下明鑑！若大軍沿途糧秣皆仰賴江南海運至津，再跋涉轉運，損耗巨大，民夫疲於奔命。
倘能責大軍行進路線所經之府州縣，分段接力，供應糧草，則中樞力驟減。僅此一項，便可從繁重的長途運輸中，解放出至五萬壯民夫乃至輔兵！此五萬人稍加整編，便可立即充實前線行伍，或加強要地守備，一石二鳥啊陛下！”
這番話，站在純軍事和財政角度看，幾乎無懈可擊。利用地方儲備，減運輸損耗，化後勤負擔為兵源——這是效率最大化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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