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蟲眼中的歷史》第9章 范曄(1)

作者:愛吃糯香藕片的張山久·6個月前

范曄:南朝宋的“學刺頭”與“後漢狂魔”——一個“博涉經史”者的逗趣人生

第一章 開局即“卷王”:貴族堆裡的“異類書蟲”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的建康城,正是貴族子弟忙著“比寶馬、鬥蛐蛐、拼爹地”的熱鬧時候。范家府邸的後花園裡,卻藏著個畫風清奇的年——十三歲的范曄,正抱著一卷《左傳》蹲在石榴樹下,角還沾著點心渣,眼神卻直勾勾盯著竹簡上的字,連堂兄喊他去看“西域來的舞姬”都沒挪窩。

這范曄,字蔚宗,出於“江東族”范家,老爹範泰是當朝尚書僕,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按說他該是個“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可偏生傳了范家“讀書”的基因,還把這基因玩出了“卷王”水準。別的貴族子弟學《論語》是為了在宴會上“裝文化人”,他讀《論語》能跟教書先生吵起來——先生說“學而時習之”是“按時複習”,他拍著桌子反駁:“不對!孔子是說‘學了要用上’,復習不實踐,跟背菜譜不做飯有啥區別?”氣得先生捋著鬍子直罵“豎子不可教”,轉頭卻跟範泰誇:“你家蔚宗,是塊‘博涉經史’的料!”

“博涉經史”這四個字,後來了范曄的專屬雅號,跟現在的“行業KOL”一樣響亮。不過年時的他,還沒意識到這雅號會伴隨一生,只知道看書比啥都有意思。他家藏書多到能當“古代版圖書館”,他卻不滿足,天天跑遍建康城的書鋪,遇到沒讀過的書就賴著不走,老闆嫌他“只看不買”,他就掏出老爹給的零花錢,把書租回家,熬夜看完第二天再還——那時候沒有“熬夜傷肝”的說法,他是把自己熬了“熊貓眼書蟲”,連親媽都吐槽:“我兒怕是把竹簡當飯吃了!”

更逗的是,這孩子不僅讀書,還“懟人”。有次尚書令何尚之辦宴會,邀請了建康城的名士,范曄跟著老爹去蹭飯。何尚之想考他,問“漢武大帝為啥要獨尊儒”,滿座都等著他說“鞏固統治”的標準答案,他卻翻了個白眼:“還能為啥?之前諸子百家吵得太兇,皇帝嫌煩,找個理由讓大家閉唄!”一句話把何尚之噎得說不出話,滿座名士都愣了,倒是範泰笑得直拍大:“我兒這,跟他的學問一樣‘鋒利’!”

不過年范曄也有“翻車”的時候。他十五歲那年,把家裡珍藏的《史記》借給朋友,結果朋友把竹簡弄丟了一卷。他急得直哭,跟朋友鬧掰了,還跟老爹謊稱“自己弄丟的”,捱了一頓打。後來還是範泰託人在黑市上找回了那捲竹簡,他抱著竹簡跟寶貝似的,連夜把上面的字抄了三遍,從此立下規矩:“借書可以,必須寫借條,丟了要賠十倍!”活一個“古代版圖書管理員”,連雅號“博涉經史”都多了點“護書狂魔”的味道。

第二章 職場“刺頭”進化論:從“懟上司”到“躲起來寫史”

永初三年(422年),范曄十六歲,按南朝的規矩該“仕”了。老爹範泰託關係,給他謀了個“彭城王劉義康參軍”的職位,相當於現在的“王爺秘書”。按理說這是個“躺平就能升職”的好差事,可范曄偏要把它變“職場吐槽大會”。

劉義康是宋武帝劉裕的四兒子,仗著縱,天天辦宴會遲到。有次宴會,劉義康遲到了一個時辰,還大咧咧地說“路上看耽誤了”。滿座員都陪著笑,只有范曄站起來說:“王爺,您是朝廷重臣,遲到不說還找這種理由,傳出去別人會說‘彭城王只知不知公務’,影響多不好!”劉義康當場臉就黑了,指著他罵“你算個什麼東西”,范曄也不慫,懟回去:“我是您的參軍,就得提醒您做正事,總比那些只會拍馬屁的人強!”

這一懟,直接把自己懟到了“冷板凳”上。劉義康把他調去當“秘書郎”,專門抄公文,活兒多還沒前途。范曄倒也不鬱悶,反而覺得“抄公文有時間看書”——他把自己的《漢書》藏在公文堆裡,抄累了就翻兩頁,有時候抄公文太投,還把“漢書”裡的句子抄進了公文裡,上司看了哭笑不得:“範蔚宗,你是想把公文寫史書嗎?”

不過真正讓他“逃離職場”的,是元嘉五年(428年)的“母喪事件”。那年他母親去世,按規矩他該“丁憂”(辭守孝三年),可劉義康卻讓他“奪起復”(不用守孝繼續當)。范曄本來就煩劉義康,這下更火了,故意在守孝期間喝酒吃,還寫了篇《母喪賦》,裡面暗諷劉義康“不懂禮法”。劉義康氣炸了,直接把他貶到宣城當太守——這下范曄反而樂了,跟朋友說:“宣城好啊,遠離建康的是非,我正好能寫點東西!”

宣城太守的任期,了范曄人生的“轉折點”,也讓他的雅號“博涉經史”從“誇他學問大”變了“他用學問搞大事”。那時候市面上的“東漢史”七八糟,《東觀漢記》太簡略,謝承的《後漢書》太瑣碎,袁宏的《後漢紀》又太偏向文學。范曄看了一圈,氣得拍桌子:“這些人寫的東漢史,跟沒寫一樣!我來寫一本像樣的!”

說幹就幹,他把太守府的書房改“修史工作室”,左邊堆著各種東漢史料,右邊放著筆墨紙硯,桌子上還擺著一個酒壺——他寫史有個習慣,寫高興了就喝一口酒,寫煩了就罵一句“這史料編的什麼鬼”。下屬來彙報工作,經常看到他抱著竹簡坐在地上,頭髮糟糟的,裡還唸唸有詞,跟“瘋癲書生”似的。有次下屬問他“要不要理政務”,他頭也不抬地說:“政務先放放,我這《後漢書》的‘武帝本紀’還沒寫完呢,東漢的開國皇帝不能委屈了!”

就這樣,范曄在宣城當了三年太守,沒幹多“太守該乾的事”,卻寫出了《後漢書》的大半初稿。離任的時候,下屬們送他,他啥都沒帶,就抱著一堆竹簡,跟寶貝似的。有人問他“這書能流傳下去嗎”,他拍著竹簡自信地說:“肯定能!我這《後漢書》,比那些爛史強一百倍,以後別人提東漢史,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範蔚宗!”那時候的他,還不知道這本書會讓他的雅號“博涉經史”,流傳一千多年。

第三章 《後漢書》的“吐槽大會”:一個“耿直boy”的修史執念

范曄寫《後漢書》,最讓人佩服的不是“文筆好”,而是“敢說真話”——他就像個“古代版鍵盤俠”,只不過別人噴的是網紅,他噴的是東漢的皇帝、外戚、權臣,還把這些“吐槽”寫進了史書裡,連“論贊”(史書後面的評論)都寫得跟“犀利影評”似的。

比如寫東漢的“外戚專權”,他在《皇后紀》裡直接罵:“外戚就是東漢的‘蛀蟲’,一個個靠著皇后的關係當,只會撈錢不會做事,把國家都給蛀空了!”要知道,南朝宋的外戚也很厲害,他這麼寫,相當於“指著和尚罵禿驢”,邊人勸他“別寫這麼直白,小心得罪權貴”,他卻滿不在乎:“史書就是要講真話,要是為了怕得罪人就撒謊,那還不如不寫!”

更逗的是,他還“懟同行”。當時有個史學家華嶠,寫過一本《漢後書》,名氣不小。范曄看了之後,在《後漢書》的“序”裡直接說:“華嶠的書,寫得跟流水賬似的,該詳的不詳,該略的不略,也就比謝承的強一點!”氣得華嶠的後人找他理論,他卻笑著說:“你們要是覺得我說得不對,就再寫一本比我好的,吵架沒用!”

不過范曄也不是“只會吐槽”,他寫《後漢書》有個“神作”——首創“類傳”。比如他把“循吏”(好)、“酷吏”(嚴)、“文苑”(文人)、“獨行”(特立獨行的人)分開寫,還專門寫了《列傳》,把東漢的才、烈寫進去。要知道,之前的史書要麼不寫,要麼只寫皇后,他卻把普通寫進史書,還說“人裡也有了不起的人,不能只寫男人”。有個老儒跟他說“人不該進正史”,他懟回去:“你媽不是人?你老婆不是人?難道們就不配被記住嗎?”懟得老儒啞口無言。

寫《後漢書》的時候,范曄還鬧過不“趣事”。比如他寫《張衡傳》,為了搞清楚張衡發明的“地儀”到底長啥樣,專門跑去拜訪張衡的後人,還畫了幾十張草圖,跟現在的“產品設計師”似的。有次他畫得太投,把墨濺到了竹簡上,氣得他把竹簡扔了,重新寫了一遍,還跟助手說:“張衡是個奇才,我不能把他的事蹟寫得七八糟,不然對不起他!”

還有一次,他寫《蔡邕傳》,寫到蔡邕被董卓迫當,猶豫了半天怎麼評價。助手說“就寫‘蔡邕屈於強權’唄”,他卻搖頭:“不對,蔡邕是想做事,不是怕董卓,我得寫清楚他的苦衷。”結果這一段他改了八遍,直到滿意為止。最後他在“論贊”裡寫:“蔡邕之才,不亞於司馬遷,可惜生不逢時,太可惜了!”寫完之後,他還對著竹簡嘆了口氣,跟“追星族誇偶像”似的。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被調回建康,任“太子詹事”,相當於“太子的老師”。這時候他的《後漢書》已經基本寫完,只剩下“八志”(天文、地理、禮儀等)沒寫。他本來想找個助手幫忙,結果找了一圈,發現沒人能跟上他的節奏——要麼學問不夠,要麼不敢寫真話。最後他乾脆說:“算了,我自己寫,大不了多花點時間!”可誰也沒想到,這“八志”最後了他的“憾”,直到他去世都沒寫完,後來還是南朝梁的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補進去,《後漢書》才了完整的版本。

第四章 “博涉經史”的社圈:學霸之間的“互懟與相

范曄的雅號“博涉經史”,在當時的建康名士圈裡,相當於“通貨”——只要提到“範蔚宗”,別人第一反應就是“哦,那個學問大得能當移圖書館的人”。不過他的社圈,卻跟“和諧友”不沾邊,全是“學霸之間的互懟”,逗趣得很。

他最有名的“互懟件”,是大詩人謝靈運。謝靈運是“山水詩鼻祖”,仗著自己有才,天天跟人炫耀“我的詩天下第一”。有次謝靈運寫了首《登池上樓》,拿給范曄看,等著被誇,結果范曄看了之後,皺著眉頭說:“‘池塘生春草’這句還行,後面幾句太囉嗦,刪三句更好。”謝靈運當場就炸了,拍著桌子說:“我這詩是嘔心瀝寫的,你懂個屁!”范曄也不示弱,懟回去:“寫詩跟寫史一樣,要簡潔,你這詩跟老太婆的裹腳布似的,又長又臭!”兩人吵了一下午,最後吵累了,一起喝了一壺酒,謝靈運才嘟囔著說:“也就你敢這麼說我,換別人我早跟他絕了!”

其實范曄和謝靈運,是“互懟歸互懟,心裡卻佩服對方”。謝靈運後來被貶到永嘉,還寫信給范曄,問他《後漢書》寫得怎麼樣了,范曄回信說:“快寫完了,等你回來,我先給你看!”可惜謝靈運後來因為“謀反”被殺,沒等到看《後漢書》的那天。范曄聽到謝靈運的死訊,沉默了半天,拿出謝靈運的詩,跟助手說:“以後沒人跟我吵詩了,有點可惜。”

除了謝靈運,范曄還有個“學盟友”,袁淑。袁淑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學問也很大,兩人經常一起“聊史論詩”,有時候能聊到半夜。有次他們聊到“司馬遷和班固誰更厲害”,袁淑說“司馬遷更厲害,《史記》寫得有氣勢”,范曄卻反駁:“班固也不差,《漢書》更嚴謹,只不過他不敢寫漢武帝的黑料,比司馬遷差了點勇氣。”兩人爭得面紅耳赤,最後袁淑笑著說:“你呀,就是太耿直,跟你寫的《後漢書》一樣,一點都不藏著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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