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惜他‘立儲’糊塗，讓趙高、李斯鑽了空子，導致秦朝二世而亡；
朕當年廢劉據、立劉弗陵，還安排霍輔政，雖然後來霍專權，卻沒讓漢朝亡國，論‘傳位佈局’，朕比他強。
不過說句實在的，沒有他的‘大一統’，朕也沒法安心搞‘盛世’——他是‘栽樹的人’，朕是‘乘涼的人’，只是他栽樹時太急，把樹周圍的草都拔了，差點讓樹枯死；朕乘涼時懂得澆水施，才讓樹長得更旺。”
三國時期核心人評秦始皇嬴政
三國群雄“天下分裂、逐鹿爭霸”的時代，對秦始皇的評價多圍繞“統一之難”“集權之”“亡國之鑑”展開，既認可其終結世的功績，也警惕其施政失當的教訓，映出各自的政治抱負與統治思路。
曹：“嬴政掃六合、定一統，非僅靠先祖餘烈，更憑‘任人唯才’（用李斯、王翦）、‘賞罰分明’，這等魄力，世之主當學！
他廢分封、強集權，是看了‘諸侯割據即戰源’——如今袁紹、孫權、劉備各據一方，若不效其‘削平群雄、歸於一統’，天下百姓永無寧日。我北破袁紹、南征劉表，就是要復刻他‘以強兵定世’的路徑。
但他錯在‘剛愎自用’，滅六國後不知‘緩政養民’，反用苛法、重徭反天下。我在北方‘屯田制’養民、‘唯才是舉’納士，正是要取其‘統一之志’，棄其‘暴之’。若他當年能如我這般，‘威權’與‘民心’兼顧，秦何至於二世而亡？”
劉備：“嬴政以‘霸道’取天下，雖一統山河，卻失盡民心——苛政猛於虎，百姓怨聲載道，這正是‘秦亡之鑑’，也為我漢家天下（劉邦建漢）埋下基。
他廢分封、行郡縣，看似穩固集權，實則‘疏於宗親’，一旦權臣（趙高）作、宗室無力，江山轉瞬易主。我在蜀地，既用郡縣制治民，又重用房、關、張等親信及劉氏宗親穩固權力，正是要補其‘親疏失度’之弊。
我常想，‘統一’固然重要，但‘統一之法’更關鍵：嬴政靠‘武力征服’讓六國百姓口服心不服，我則以‘仁德’收攏人心（如攜民渡江），要的是‘天下歸心’的一統，而非他那般‘強之下’的短暫太平。若他懂‘仁者無敵’，秦也不會‘短命王朝’。”
孫權：“嬴政能滅六國，靠的是秦國‘累世積累’的國力，更靠他‘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如傾國之兵伐楚）——這一點，我在江東深有會：若不整合吳越之力、凝聚士族之心，本擋不住曹的百萬大軍（赤壁之戰）。
但他‘一統後急於求’，修長城、建阿房宮，耗盡民力，犯了‘守大忌’。我治理江東，從不搞‘竭澤而漁’，反而興修水利（如開鑿破崗）、安山越，讓百姓安居樂業，這才是‘長久割據、以待時機’的本。
他最失算的是‘廢分封卻未立穩制衡之’，導致相權（李斯）與宦權（趙高）失控。我在東吳，讓周瑜、魯肅等武將與張昭等文臣相互制衡，又牢牢掌控軍權，正是吸取他‘權力失衡’的教訓。說到底，‘一統’難，‘守住一統’更難，他只懂‘打天下’，卻不懂‘治天下’的‘緩與穩’。”
諸葛亮：“嬴政‘統一文字、度量衡’，實乃‘利在千秋’之舉——消除地域隔閡，讓華夏為真正的‘文化共同’，這一點，朕深以為然（如在蜀地推廣中原文化，融合益州本土文化）。
他的郡縣制，本是‘強化中央、避免分裂’的良策，卻因‘執行過剛’而失敗：吏皆由中央任命，對地方民不，又用嚴刑峻法約束，反而激化矛盾。我治蜀時，沿用郡縣制，但‘親選吏、注重教化’（如任李嚴鎮永安、張翼南中），既保中央權威，又讓地方‘因地制宜’，這才是‘制度活用’。
最可惜的是，他有‘一統天下’的偉業，卻無‘長治久安’的規劃，死前未妥善安排繼承人（扶蘇被廢），導致趙高、胡亥政。先帝（劉備）託孤於我，我不僅要輔佐後主，更要為蜀漢定下‘親賢臣、遠小人’的規矩，就是要避免重蹈他‘後政’的覆轍。他是‘千古一帝’，卻也是‘千古一戒’，功過都值得後世君臣深思。”
隋文帝楊堅：“朕代周建隋，終結三百年分裂，統一南北；嬴政滅六國，結束五百年割據，咱倆都是‘世終結者’，懂‘分裂則民苦，統一則民安’的分量。
他創‘皇帝’稱號、立‘三公九卿’，為帝制定了骨架；朕沿其制，卻改‘三公九卿’為‘三省六部’（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讓決策、稽核、執行分工更細，既避免權臣專權，又提高行政效率——他是‘制度開創者’，朕是‘制度完善者’，就像他蓋了棟房子，朕只是把‘風的窗戶’換了‘嚴實的木門’，讓房子更耐用。
他‘統一文字、度量衡’，解決了‘六國異制’的難題；朕統一南北後，立刻推行‘開皇律’‘均田制’，還改革貨幣（鑄五銖錢）、整頓戶籍（大索貌閱），比他更注重‘制度的全面’——他只解決了‘表面統一’，朕卻做到了‘深層統一’（律法、經濟、戶籍全統一）。不過他‘焚書坑儒’，靠‘暴力’統一思想；朕‘崇佛抑道’，卻也保留儒家典籍，讓學子能安心讀書，論‘文化包容’，他不如朕‘有襟’。
他修長城、開靈渠，靠‘大工程’鞏固邊疆；朕派史萬歲擊突厥、平江南，靠‘準打擊’解決邊患，沒像他那樣‘濫用民力’，畢竟‘百姓剛從戰中過氣，經不起折騰’。最可惜的是，他立儲糊塗，讓趙高、李斯鑽了空子；朕廢楊勇、立楊廣，本以為楊廣能‘守好江山’，沒想到他比胡亥還荒唐，直接把隋朝搞亡了——咱倆都在‘立儲’上栽了大跟頭，說到底，‘選繼承人，不能只看表面聰明，更要看心沉穩’，這教訓太慘痛了！”
唐太宗李世民：“朕十八歲勸父起兵，親率大軍滅薛舉、擒竇建德，靠自己打下唐朝半壁江山；嬴政靠著六世餘烈滅六國，雖有魄力，卻了幾分‘白手起家’的艱難，這點朕比他‘氣’。不過他滅六國後‘書同文、車同軌’，一次解決‘分裂後症’，朕登基後卻要慢慢調整三省六部制、完善科舉制，論‘大刀闊斧搞改革’，他比朕‘果斷’。
他搞‘郡縣制’，朕完善‘中央集權’，都是為了避免‘諸侯割據’，但他把地方權力收得太死，郡縣全靠中央任命，一旦中央出問題，地方就；朕保留‘節度使’（初期），讓地方有一定自主權，雖然後來釀藩鎮之，但初期確實穩住了邊疆，這點咱倆‘各有利弊’。他‘嚴刑峻法’，靠《秦律》震懾百姓；朕‘德主刑輔’，靠《唐律疏議》與民休息，他治下‘路不拾’靠的是‘怕’，朕治下‘夜不閉戶’靠的是‘服’，論‘治世境界’，朕比他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