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司馬遷（史學家）
三國·諸葛亮（政治家、軍事家）
“李斯長於‘治’，短於‘守’。他為秦規劃的制度框架，條理分明，權責清晰，確是治世良方，吾輔佐先主與後主時，亦曾借鑑其郡縣制之理，以安蜀漢地方。然其為人，卻失了大臣的本底線。
當國家危難之際，大臣當以社稷為先，而非個人禍福。李斯若能以死力爭，保扶蘇繼位，秦何至於二世而亡？反觀先主白帝城託孤，吾敢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立誓，正因深知‘忠心事主、公而忘私’乃臣子第一要義。李斯之敗，非敗於才疏，實敗於心貪——高而德薄，終難大事，反千古罵名。”
唐朝·魏徵（諫臣）
“李斯有‘謀國之智’，無‘諫君之勇’。他能為秦始皇謀長遠制度，卻不敢在沙丘之變時犯直諫，此乃他與吾之本區別。吾隨太宗皇帝，屢犯龍直言得失，哪怕怒龍威亦不退，正因深知‘君臣之道，在合心保社稷’，而非‘合謀保權位’。
李斯焚書坑儒之事，更顯其短視。他以為‘言可安邦’，實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得天下人離心離德。吾勸太宗‘廣開言路、兼聽則明’，正是以李斯為戒——治天下者，當以德化人、以言納智，而非以威人、以權堵言。李斯之才可用，但其怯懦與私心，萬不可學。”
北宋·蘇軾（文學家、政治家）
“李斯之生平，恰似一場‘聰明人的悲劇’。他年觀鼠而悟‘所之勢定賢愚’，從此一心向上攀爬，憑才學登頂秦相，風無限。其定製度、整山河，手筆之大，堪稱千古一絕，吾讀其《諫逐客書》，亦歎服其文氣之盛、識見之高。
可他終究被‘勢’所困，怕失位、怕失勢，竟在關鍵時刻選錯道路，與趙高同流合汙。到頭來，權位沒保住，還落得首異，連‘歸鄉逐兔’的平淡日子都奢。這恰如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機關算盡，終為名利所累。人固有志，然志當在社稷百姓，而非一己之富貴權位，李斯若能悟此理，何至於此？”
明朝·海瑞（清）
“李斯，有才而無節之輩也！他定郡縣、統一度量衡，雖有微功，卻難抵其‘背叛社稷’之罪。始皇帝待他不薄，授他丞相之位，付他託孤之權，他卻為自保而改詔、殺儲君，此等‘賣主求榮’之舉，與佞何異？
吾為一世，恪守‘不貪財、不附權、不欺君’之則，哪怕罷獄亦不改其志。反觀李斯，為權位不擇手段，最終自食惡果，夷三族、遭腰斬，皆是報應。為者，當以‘忠’立，以‘廉’行事，若心不正，縱有天大本事，亦是禍國殃民之徒，李斯便是最好的例子。”
清朝·曾國藩（政治家、理學家）
“評李斯，當分‘前半生’與‘後半生’。前半生，他以才學輔秦，廢分封、立郡縣，統一文字律法，是‘經世致用’的典範，此等‘做事之能’，值得後世為者效仿。後半生，他因私念心，附逆政，是‘修不嚴’的反面，此等‘立之失’，更值得警醒。
吾常言‘修、齊家、治國、平天下’，修乃首位。李斯正是忽略了‘修’，才讓私慾蓋過公心，最終敗名裂。他若能如孔孟所言‘克己復禮’，守住本心，必能為千古完臣。有才者，若不修，則才越大，禍越大，李斯之戒，當刻於每一位臣子之心。”
西漢·賈誼（政論家，代表作《過秦論》）
“李斯輔秦，功在‘強秦’，過在‘亡秦’。他定郡縣、統一度量衡，讓秦國從‘諸侯之強’變‘天下之強’，此乃‘興秦之基’；可他又助趙高改詔、推胡亥，行嚴刑峻法、焚書坑儒，讓天下人‘苦秦久矣’，此乃‘亡秦之’。
吾在《過秦論》中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李斯恰是‘不施仁義’的推手。他只懂‘以力治國’，不懂‘以德安民’，以為靠律法和集權就能永固江山，卻忘了百姓才是天下本。秦之亡，非亡於外敵，實亡於李斯之流‘重輕道’的短視——他能幫秦奪天下，卻不能幫秦守天下，此乃最大之過。”
東晉·陶淵明（文學家，田園詩派代表）
“李斯這一生，活了‘名韁利鎖’的囚徒。他年從楚秦，一心求求勢，憑著才學爬到大秦丞相，看似風，卻始終被權位綁著——為保相位，他附逆趙高；為固權勢，他打異己，到最後連‘牽黃犬逐狡兔’的平淡日子都求而不得。
吾‘採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在，正因看了‘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斯若能早悟此理，不貪那丞相之位，或許能像范蠡那樣，功退，安餘生。世人皆為名利忙，可名利終是外，丟了本心換來得勢，終究是一場空，李斯的結局，就是給追名逐利者的最好警示。”
北宋·王安石（政治家，變法領袖）
“李斯有‘變革之勇’，卻無‘變革之智’。他敢廢分封、行郡縣，敢改舊文、定新制，這份打破舊俗、推行新政的魄力，與吾推行新法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決心，有相通之——變革本就需這般勇氣，方能破舊立新。
可他的問題，在‘變革只重，不重道’。他搞制度變革，卻沒配套民生改善；他強推集權，卻用嚴刑峻法制異議，最終讓變革了‘擾民之政’。吾推行青苗法、募役法，雖也遇阻力，卻始終以‘利民’為本，這便是吾與李斯的不同。變革當以‘利民安邦’為目標，若只為‘強君集權’，縱有一時之效，終會引發民怨，李斯的教訓，吾在變法時時刻記著。”
明末清初·顧炎武（思想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提出者）
“李斯之錯，在混淆了‘天下’與‘君主’的界限。他以為‘忠君’便是‘忠天下’，以為保住秦君的權位，便是保住天下的安定——可他忘了，君主無道時，臣子當以‘天下’為重，而非盲從君主。沙丘之變，他若能以‘天下蒼生’為念，拒趙高、保扶蘇，何至於讓天下陷戰？
吾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裡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李斯把‘秦君之利’當‘天下之利’，為保君主私權，不惜犧牲天下公利，這便是他最大的糊塗。為臣者，當以‘天下為公’為念，而非‘君為私’為忠，李斯若懂此理，便不會落個‘亡國之臣’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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