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北宋·史學家、政治家）：“其‘救時’之功當記，其‘越矩’之過當批”
“我編《資治通鑑》，最重‘君臣名分、制度規矩’，張居正推改革讓明朝國庫充盈、邊防穩固，這份‘救時弊’的功，該寫進史書，讓後人知‘能臣救國’的價值——他比那些‘苟且安’的保守派強，至敢為天下先，做實事。
但他‘破規矩’的過，絕不能忍：他聯合太監走高拱，是‘結宦干政’；他‘奪’留任、廷杖諫，是‘目無禮教、制言路’。我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不是反對‘變’，是反對‘用強權破規矩’；張居正的改革，走的也是‘破規矩’的路，就算暫時有效，也會了‘君臣綱常’，這是‘飲鴆止’，長遠看害大於利。”
徐啟（明代·科學家、員）：“其‘務實’之勁可學，其‘視野’之限可嘆”
“我譯《幾何原本》、推西學，最重‘務實致用’，張居正搞改革不玩虛的——治河就親自勘察，整稅就細化條款，連‘一條鞭法’的白銀折算都算得清清楚楚，這份‘較真幹事’的勁，比那些‘只會空談義理’的腐儒強百倍。
但他的‘視野’太窄，只盯著‘明朝舊制’改，沒看到‘世界在變’。我當年力推引進西洋火、改進曆法，是知道‘外有強敵’；張居正倒好，整邊防只靠‘防蒙古’，對海外的倭寇、西方的勢力毫無察覺，就算把明朝部改得再好，也擋不住後來的‘外患’。他是‘好管家’，卻不是‘遠謀的戰略家’，這是時代的侷限，也是他的憾。”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幹事’之誠可嘉，其‘集權’之弊當警”
“我在《讀通鑑論》中論‘君權與臣權’，張居正的一生，恰是‘能臣集權’的鏡子——他推‘一條鞭法’減民負，整吏治懲貪，這份‘為民幹事’的誠，比那些‘貪贓枉法’的員強，若沒有他，明朝或許早亡幾十年，這是他的價值。
但他‘獨掌朝綱、架空皇權’，本質是‘以臣權代君權’，沒跳出‘君主專制’的坑。他在時，靠個人能力下矛盾；他一死，君權反彈、黨爭發，改革全廢，這說明‘靠權臣個人集權搞改革’，終究是‘沙上建塔’。後世當知：好的改革，該靠‘制度’，不是靠‘個人’；該限‘君權’，也限‘臣權’，這樣才能長久。”
李鴻章（晚清·洋務派代表）：“其‘扛事’之勇可佩，其‘孤戰’之苦可”
“我辦洋務、籤條約，一輩子在‘罵聲中扛事’，張居正推改革時，也是‘一個人扛著全朝的反對’——他要懟權貴、士紳，還要哄著小皇帝，這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我最懂，比那些‘只會躲在後面罵’的清流強百倍。
但他‘太孤’，不懂‘拉盟友’：改革只靠自己和數親信，把士大夫全推到對面，連個幫他說話的人都沒有，死後連個維護他的人都找不到。我辦洋務，雖也遭罵，卻懂‘拉曾國藩、張之做盟友’，至有人一起扛；張居正倒好，活了‘孤家寡人’，改革了‘他一個人的事’，這哪能長久？他的苦，我懂；他的錯，我也懂——改革不是‘一個人戰鬥’，得學會‘抱團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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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名相第十位：曾國藩
曾國藩：從耕讀子弟到“同治中興”柱石，一個“拙誠”者的逆襲與爭議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號滌生，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今湖南雙峰）人。他出耕讀世家，卻憑“拙誠”與堅持逆襲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他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力推洋務開啟近代化，卻因“天津教案”揹負罵名；他以“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信條，留下的《曾國藩家書》影響深遠，一生織著“立功、立德、立言”的理想與晚清世的無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爭議也最富啟示的人之一。
一、早年：耕讀世家的“笨小孩”，科舉路上的堅持與逆襲
曾國藩的家族是湖南本地的普通耕讀之家，祖父曾玉屏是“半耕半讀”的鄉紳，父親曾麟書連續17次參加科舉，43歲才中秀才——這樣的家庭背景，讓曾國藩從小就被灌輸“讀書仕進”的信念，卻也因“天資平庸”，走出了一條比常人更坎坷的科舉路。
- 7歲開蒙，“背書不如小”的鈍學時：曾國藩7歲跟隨父親在私塾讀書，記憶力遠不如同齡人。相傳有一次，他夜裡背書，一篇短文讀了幾十遍仍記不住，躲在房樑上的小都聽會了，忍不住跳下來嘲諷他“這麼笨還讀什麼書”，然後揚長而去。但他從不在意“笨”的評價，反而養“日拱一卒”的習慣：每天規定自己必須讀完一定頁數的書，背不就不睡覺，寫錯一個字就重寫十遍，這種“不疾不徐、滴水穿石”的學習方式，為他一生的行事底。
- 16歲考秀才，7次落榜的“倔強考生”：曾國藩16歲第一次參加長沙府子試，僅考中“佾生”（秀才的預備資格，相當於“候補秀才”）；此後連續6次參加秀才考試，均以落榜告終。父親曾麟書心疼他，勸他“實在不行就回家種地”，他卻堅持“再試一次”。道十二年（1832年），21歲的曾國藩第7次參加秀才考試，終於中榜——這次中榜的關鍵，是他在考前幡然醒悟：此前作文“刻意模仿古人，空無”，於是轉而“寫真實，談家鄉實事”，考閱卷時贊其“文氣貫通，有務實之風”，這也為他後來“經世致用”的思想埋下伏筆。
- 28歲中進士，躋“天子門生”的仕途起點：中秀才後，曾國藩的科舉之路逐漸順暢：23歲中舉人，24歲赴京參加會試落榜，28歲再次赴京，不僅中進士（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還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一職位是清代“儲相”的起點，只有全國頂尖的進士才能選。更重要的是，他拜時任軍機大臣穆彰阿門下，穆彰阿欣賞他“踏實、肯吃苦”，多次在道帝面前舉薦他，讓他在翰林院的晉升速度遠超同齡人：30歲任翰林院檢討（從七品），33歲升翰林院侍講（從五品），37歲就做到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從二品），十年間連升十級，為晚清場有的“快速晉升者”，也為他後來掌握實權打下基礎。
二、中年：世臨危命，組建湘軍的“與淚”
道三十年（1850年），太平天國運發，太平軍從廣西一路北上，橫掃湖南、湖北、江西，清軍的綠營、八旗軍戰鬥力低下，屢戰屢敗。咸二年（1852年），曾國藩因母親去世回鄉丁憂，咸帝下旨讓他“在籍辦團練”（地方武裝），這個看似“臨時命”的安排，讓他從文轉型為軍事統帥，也開啟了他“屢敗屢戰”的戎馬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