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氣氛凝重的東宮室，朱高晟與于謙並未返回各自的府邸，而是直接來到了朱高晟在京城暫居的王府。書房，屏退左右，只餘下他們二人，以及蜷在角落墊上酣睡的三隻小老虎。方才與太子的驚世之談，餘波未平，但朱高晟知道，思想的衝擊需要消化，而的方略更需要夯實。
他命人取來了厚厚一摞卷宗，其中既有戶部公開的歷年資料抄錄，也有他過商會、錦衛等渠道收集的更為詳盡的資料。他要與于謙深探討的，是大明帝國深，那正在悄然萌，卻又被重重枷鎖束縛的經濟脈絡與資本雛形。
“廷益，”朱高晟將一份整理好的資料圖表推到于謙面前，“我們先來看看我大明當下的經濟結構。這是近十年來，國庫歲的大致構。”
于謙凝神看去，只見圖表之上，資料清晰：
· 田賦（農業稅）： 佔比約 75%-80%。這是絕對的大頭，也是帝國財政的基石。資料明細顯示，洪武年間全國墾田面積約 850萬頃，至永樂初年，雖有增長，但限於戰、匿等因素，方統計仍在 900萬頃 左右徘徊。每畝平均稅糧約 三至五升，但因地方加派、損耗等，實際負擔往往更重。
· 鹽課（鹽稅）： 佔比約 10%-12%。實行開中法，商人運糧至邊關換取鹽引，再憑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銷售。此法曾有效保障邊軍糧餉，但如今弊端漸顯，權貴佔窩（壟斷鹽引）、鹽引濫發導致商人守支（長期等待支鹽）數年不得，鹽課收實際大打折扣。每年鹽引發行量理論上可達 數百萬引（每引約400斤），但實際庫鹽課銀往往不足。
· 茶課、商稅、礦稅、市舶司收等： 合計佔比不足 10%。其中商稅三十稅一，實際徵收因吏治、商品流通限制等原因，遠低於此比例。礦稅時開時，收極不穩定。而市舶司……朱高晟重點圈出了這裡，“永樂初年，父皇雖重啟寧波、泉州、廣州三地市舶司，但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厚往薄來，政治意義大於經濟利益，年……寥寥無幾，有時甚至需倒賞賜。”
于謙看著這些冰冷的資料，眉頭鎖。他雖知農稅為重，卻未想比例如此懸殊，而商業相關稅收竟如此微薄，且弊端叢生。
“殿下，如此看來，國庫命脈，十之八九繫於田土之上。然土地兼併，自古皆然，如今各地藩王、勳貴、士紳佔田日益嚴重，戶逃稅屢不止，長此以往，恐非國家之福。”于謙一針見地指出了患。
“不錯！”朱高晟讚許地點點頭，“廷益看得徹。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卻在增長。將財政過於依賴土地，就如同將高樓建於流沙之上，看似穩固，實則危機四伏。一旦天災人禍，大量自耕農破產，淪為流民或佃戶，不僅田賦銳減，更會釀民變，搖國本！”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深沉：“而這，還只是表象。廷益，你可知，在我大明的江南蘇松常杭等地，以及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廣州等，一種新的、不同於以往的經濟形態，正在悄然生長？”
“新的經濟形態？”于謙目一凝，他雖非經濟專才，但作為幹練的能臣，對地方弊亦有了解。
朱高晟翻開了另一份卷宗，裡面記錄著更的地方調查資料。
“我們以蘇州、松江的紡織業為例。”他指著資料說道，“此地‘機戶出資，織工出力’的現象已頗為普遍。據不完全估算，蘇松地區擁有織機 二十萬張 以上，直接或間接依賴紡織為生者，恐逾 百萬之眾！”
“在這些地方，出現了兩類人。”朱高晟深剖析，“一類是擁有大量資本、織機、原料的‘機戶’或‘賬房’，他們自己不從事生產，而是僱傭‘織工’為其勞作，按件或按日支付‘工價’。另一類，則是除了自勞力外，一無所有的‘織工’，他們依靠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銀錢或口糧，以維持生計。”
“你看這份記錄，”朱高晟念道，“‘蘇州城東，大戶張氏，僱織工百餘人，日息萬錢。’‘松江有沈姓者，家設稠機房，傭工常食者數十人，計日值。’這便是一種新型的生產關係！機戶出資（資本），織工出力（勞力），所產布匹綢用於售賣，目的乃是——獲取利潤！”
他引了後世的概念，但用此時能理解的語言解釋：“這其中的‘機戶’，便可視為最初的‘資本家’雛形，他們手中積累的財富和生產資料，便是‘資本’。而‘織工’，便是出賣勞力的‘僱工’。這種以僱傭勞為基礎，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生產方式，便是‘資本’的萌芽！”
于謙聽得心神震！他雖見過大戶僱傭工匠，卻從未從“資本”、“僱傭勞”、“利潤”這個角度去系統思考過其背後的意義。朱高晟的剖析，彷彿在他眼前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戶，讓他看到了社會經濟理中潛藏的另一洶湧暗流。
“再看景德鎮的陶瓷業，”朱高晟繼續舉例，“‘陶有窯，窯有戶，工有作，作有家，陶有所資，計日值者。’其部分工極其細緻，有淘泥、拉坯、印坯、利坯、畫坯、上釉、燒窯等 數十道 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可能由專門的匠戶或僱工完。這已是相當規模的 手工業工場 形態！其生產效率，遠非一家一戶的農閒副業可比。”
“還有佛山的鐵冶、江西的紙張、各地的榨油、製糖……類似的形，在那些手工業發達、商品流通頻繁的地區，已非孤例。”朱高晟總結道，“這便是藏在田賦資料之下，我大明經濟正在發生的、靜默卻深刻的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然而，”朱高晟話鋒一轉，語氣變得凝重，“這萌芽，生長得卻極為艱難，甚至……扭曲。”
他指出了幾個關鍵問題：
其一，意識形態的束縛。 “我朝立國，以農為本，重農抑商乃是國策。商賈乃至這些擁有資本的機戶、窯主，雖富，社會地位卻不高。士農工商，商居其末。儒家思想雖不絕對排斥利益，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觀念深固，追求‘末利’（工商業利潤）被視為非正統，難以獲得主流價值觀的認可和支援。這使得資本積累缺乏文化上的正當，富商大賈往往選擇將資本用於購買土地（加劇土地兼併）或培養子弟科舉仕（尋求政治庇護），而非持續投擴大再生產。”
其二，政治地位的缺失。 “商賈、工場主雖擁有經濟實力，但在政治上幾乎沒有話語權。政策制定、法律執行，完全由士大夫階層把控。他們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代表和維護，隨時可能因府的一道政令、一次加派、乃至某個員的貪索而傾家產。這使得資本極其脆弱，缺乏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
其三，舊有生產關係的阻礙。 “遍佈各地的營手工業（如織造局、窯）、匠戶制度（人依附強），以及地方行會的壟斷、苛捐雜稅、通不便、市場分割（路引制度）等等，都像一道道枷鎖，束縛著這萌芽的生長。資本自由流、擴大市場、降低本，但現實卻是壁壘。”
朱高晟看著陷深思的于謙，緩緩說道：“廷益，你可以將這正在萌芽的‘資本’力量，想象一被堵在堤壩後的洪水。它蘊含著巨大的能量，若能疏導利用，可以灌溉萬頃良田，推鉅艦遠航；但若一味堵塞，力積累到一定程度，要麼是洪水沖垮堤壩，造破壞，要麼就是它在堤壩扭曲、變質，為滋養腐敗和特權的溫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