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病，人數一多，管理能力差自己就能先打起來。”】
【“別說這麼多人了，就算是兩個人組一個家庭也得需要有一個當家做主的。”】
【“有的土匪我乾脆就是一個偏遠一些的村子，窮山惡水出刁民不是一句空話。白天的時候，男耕織，一派田園牧歌的模樣。一到了晚上或者農閒的時候，村裡的壯勞力就拿出家裡的大砍刀或者板斧，拿塊黑布臉一蒙，幾個人群結隊的就在附近的路口開始做無本買賣了。”】
【“山賊土匪，就是很多地方創收的套路。府知道，土匪也知道府知道，府也知道土匪知道府知道，大家默契共存。這才是歷朝歷代土匪越剿越多的原因，他們已經變了地方生態鏈的一環，就是你打死了一個黑旋風，過個三五個月，還是會出現一個其他名號的山賊土匪頭子。”】
明初，青田。劉伯溫於居觀天幕，彈幕所言“組織管理”的普遍，令他想起佐太祖立國時整肅軍紀、構建制的往事。
劉伯溫對侍立子侄須道：“‘任何組織想做大做強，皆逃不過管理科學’。此言雖直白，實乃至理。昔年群雄並起，多有兵悍將驕、形同流寇者。太祖所以能廓清寰宇，非獨仗天命，亦在善於立規矩、建制度。”
他喝了一口茶繼續說道：“軍中設衛所，定屯田，明賞罰，使劫掠之卒漸守土之師；朝中革元弊，立中書，定禮儀，使草莽豪傑轉為治世能臣。這管理二字，上至廟堂，下至匪窟，其理相通：皆以一定之規，約眾人之行，團之力。然其本分野，在於所立之規，是導人向善、護國安民，還是縱人為惡、害民逞私。匪窟之管理，於而悖於道，故其興也暴，其亡也速。”
……
明中後期，湖北麻城。異端思想家李贄於芝佛院中，看到彈幕將梁山排座次、家庭主事與土匪組織並論，不莞爾，對來訪學子發表驚人之論。
李贄笑言道：“妙哉！兩人家，亦需做主，此言撕破多假道學麵皮！家中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與山寨中尊大當家、排座次，其尊卑有序之形式，豈非一脈相承？所謂天理綱常，放之江湖賊窟，竟也適用。”
隨後他語出更加驚人：“可見秩序本，無善無惡，不過工耳。禮法包裝，盟誓飾，本質皆為一，所異者，廟堂之序，假天命以欺世，僵死虛偽；匪窟之序，因利害而結合，直白骨。後生能見於此，不拘泥於盜良之表象，頗慧眼。然則，既知此理，又何必獨責匪盜？當思世間諸多合法之序，其中所藏之惡，是否更甚於明火執仗者？”
……
北宋，汴京。正力推變法、深諳地方積弊的王安石，看到彈幕最後一條關於“府與土匪默契共存”的尖銳指控，面凝重，在書房中對支援變法的年輕員呂惠卿等人喟嘆。
王安石手指輕叩桌案，聲音低沉：“後世此論，可謂誅心，老夫巡按州縣時，亦曾疑竇叢生：為何某些盜匪屢剿不滅？今觀彈幕，如醍醐灌頂。若地方豪強與胥吏，暗中需匪類維持某些見不得的買賣，或借匪患之名向上多請錢糧、向下多征剿匪捐；若兵惰於徵剿，只求匪不攻城、不劫要員，彼此劃界而治……則匪豈非越剿越多？此乃毒瘤！非猛藥不能去。”
呂惠卿介面道：“相公所言極是。此弊之，一在地方財政困窘，吏俸薄，易生貪墨勾結之心；二在資訊壅塞，上下相蒙，朝廷難知實；三在考核不實，往往以平安無事為上，若想拔出此等惡瘤，需要要剷除這匪共生之道。然難如登天。後世能徹底肅清匪患，其朝廷對地方之控制力、政令之通達、法紀之森嚴，必遠勝我朝。吾輩任重道遠。”
……
“至於土匪為何要煞費苦心地構建這樣一套看似複雜神秘的組織制度，那是有現實需求的，從行為的頻率看，土匪主要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類是偶爾為之者，這一類人把土匪或土匪活作為臨時的出路，因為他們不是面臨飢威脅就是遭遇短期的財務危機。對於他們來說，為土匪的理由較為單一，他們大多是到短期的經濟問題影響而為土匪，如因為飢而無所選擇時被迫的劫掠行為。因此這一類人往往出於一貧如洗的貧農甚至佃戶。”
“對於這一類人而言，土匪活往往只是暫時的出路，經常就是找個僻靜的小路，搶個幾筆能過個好年的錢財，他們就會暫時收手不幹了。”
“第二類則是職業土匪，也就是我們這期影片主要討論的件了，他們將土匪活視作長期的生活方式，並建立起了遠離法律並且戒備森嚴的土匪巢。”
“職業土匪的來源則較為複雜，他們有的是政府腐敗的非正義行為的犧牲品，有的則是追求“英雄好漢”形象的青年，有的是追求報復行為的復仇者，有的則在匪幫中發現了足以彌補自缺失的正常家庭生活的替代，還有退伍計程車兵、被組織拋棄的幫會道門、因為暴和家族仇殺失去正常生活的流民等。”
“職業土匪的人數多也影響他們的組織結構，較小的綹子，鬍子五、七、八個人，十幾個人，通常只有一個頭目，最多搶劫一些落單的行人，小商人，農民等，沒有攻打富戶莊園的能力，行時通常是一窩蜂的一擁而上，得手後一鬨而散，管理極其鬆散。”
“他們往往季節的在小範圍活，並且通常是沒有固定窩點的，一般都是一些非職業土匪臨時組的小團伙，在得手之後往往化整為零就地解散，這種小團伙每次行人數，人都不一定，所以不在本期影片的討論範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