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章武十年（西元271年）冬，南中之地在歷經“夷漢通婚”引發的波瀾與調適後，社會融合步深水區，政各項舉措漸次鋪開。然衛將軍諸葛瞻與北地王劉諶等核心決策層察到，一個政權若僅依靠律法之嚴、兵甲之利、通婚之策，雖可維繫秩序，然難以凝聚超越功利的向心力，尤難在文化心理上確立其對中原正統的繼承地位。南渡以來，朝廷禮儀或因陋就簡，樂制更是荒疏。祭祀、朝會、慶典，往往沿用舊制而形制不全，或權宜變通而失其莊重。相較於北方晉室正在鑼鼓地模仿漢魏、重定禮樂以標榜正統，南中政權在“禮樂”這一象徵天命所歸、文明所繫的重要領域，顯得頗為滯後。能否依據當前實力與境況，建立一套既符合古禮神、又切合南中實際、並能彰顯漢室正統與新政氣象的“禮樂”制度，即實現“禮樂初興”，已為提升政權實力、鞏固部認同、對外宣示存在的關鍵一環。
臘月將至，永昌不韋城王府，一場關於如何籌備次年新春正旦大朝會及祭祀典禮的議事，引發了重臣間的激烈爭論。秘書令郤正奏報，依往年慣例，祭祀僅能設土壇，陳簡單牲牢，樂舞則靠軍中鼓吹勉強充數，朝會儀仗亦因匱乏而顯得簡陋。
祿大夫譙周聞之，頓足捶，痛心疾首：“殿下！《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不恭，則神弗也；朝會不莊，則威弗樹也。今我朝承繼漢統，此非常之地，正宜恪守古禮，以昭誠敬，以系人心。即便用艱難，亦當盡力恢復舊觀，豈可因陋就簡，徒失國？宜當廣搜典籍，仿故制，設圜丘、建宗廟，備齊八佾之舞，方顯正統所在！” 他主張儘可能復原東漢盛期禮制，認為這是關乎正統的原則問題。
而安南將軍霍弋則大不以為然，直言反駁：“譙大夫！此乃南中，非！北疆將士缺藥，楪榆水師待船甚，瀾滄鐵尚需薪炭！若將有限資財，耗費於築高臺、制繁縟冕服、蒐羅古鐘磬之上，豈非本末倒置？將士寒心，百姓腹誹！不若一切從簡，待克復中原之日，再行大禮不遲！” 他代表務實派，認為當前應集中資源於軍事民生。
衛將軍諸葛瞻靜聽雙方爭執，目掃過案頭簡陋的儀注草案，沉聲道：“譙大夫重禮，是為固本；霍將軍務實，乃為強基。皆為國謀，然似皆有所偏。” 他緩步至殿中，續道：“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無禮樂，則上下不辨，人心渙散。然，禮樂非虛文，需與時而進，因地制宜。昔孔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取其華，合乎時用也。今我朝於南中另闢基業，勢迥異於昔，豈能全然照搬舊制？亦不可因陋就簡，自貶聲威。”
他提出核心方略：“當此之時，我朝禮樂，應循‘敬天法祖、因地制宜、融舊開新、勵圖治’之旨。其要在‘神’而非僅在‘形’，重‘實’而非徒慕‘名’。當創制一套，既合古禮神，又南中特，更能激勵臣民不忘北定之志的新禮樂！”
在諸葛瞻主持下，一場名為“禮樂初興”的創制工程悄然啟。他奏請劉諶設立“典儀署”，以郤正總領，譙周副之，霍弋、張質等協理，博通典籍的學者、知夷的吏、甚至軍中掌鼓吹的樂師皆參與其中。
創制過程，爭議不斷：
祭祀禮儀：譙周堅持祭祀天地需設三層圜丘，因永昌地勢所限，諸葛瞻採納工建議，借哀牢山一支餘脈天然高臺修整為壇，既合“就高”古義，又省人力。所用祭，無力全仿古制，則命工匠以當地優質陶土、木材，仿其形制而制，重在潔淨虔誠。祭品以當地產的稻穀、牲畜為主，譙周初時反對，諸葛瞻言：“黍稷非南中所宜，強求反失其真。以此地嘉禾奉祭，方顯皇天后土，德被南疆。” 譙周最終歎服。
朝會儀制：霍弋認為武將可見甲冑，諸葛瞻認為朝會需顯文明之象，定下“文東武西，揖讓升殿”之規，但允許武將佩劍朝，以示不忘武備。冕服制度，因綢難得，規定三公九卿可用錦，餘以本地織葛麻代替，但紋章等級森嚴。
樂舞難題：最為棘手。舊式雅樂所需鐘磬笙簫，大多失，樂工星散。譙周主張不惜重金派人至州等地尋購古樂或招募舊樂工。諸葛瞻則認為“古樂和正，然今地僻人稀，難以備齊。且需有‘新聲’以勵今志。” 他大膽提出，以軍中得勝鼓樂為基礎，融哀牢夷祭祀時蒼涼雄渾的銅鼓之聲，以及洱海漁民號子的悠揚元素，由樂師重新譜曲，創制數支新的朝會、祭祀樂章，歌詞則由郤正等文臣撰寫，既含追念先帝、武侯之功，亦寓開拓南疆、誓師北伐之志。此議遭到譙周激烈反對，認為“夷音野調，焉能登大雅之堂？” 諸葛瞻力排眾議：“音律之要，在於和民心、鼓士氣。此鼓聲，乃我將士殺敵之音；此銅鼓，乃夷民歸化之響。融而化之，正昭示我朝兼收幷蓄、夷漢一家之象，何陋之有？” 最終說服譙周，同意試行。
章武十一年（西元272年）元日，永昌不韋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盛典。新修的祭壇上，劉諶代表皇帝劉禪主祭，儀仗雖不奢華，但井然有序，莊嚴肅穆。新創的樂章首次奏響，既有鐘磬的雅正，又融了鼓角的雄壯與銅鼓的渾厚，令人耳目一新，心生肅穆激昂之。朝會上，文武百依新制行禮，雖服飾簡樸，然儀態端方。尤其當唱到歌頌先烈、誓師北伐的新樂章時，姜維、霍弋等將領無不熱沸騰，郤正等文臣亦慨萬千。就連觀禮的幾位夷人首領，聞聽悉的銅鼓元素融漢家禮樂，亦面驚異與歸屬之。
此次“禮樂初興”的功，意義深遠：
部凝聚力提升：規範的禮儀使朝廷運轉更有章法，新式禮樂增強了臣民的歸屬與自豪。
文化融合象徵：將夷文化元素納國家禮樂，現了“夷漢一家”的治國理念，促進了民族融合。
正統宣示：雖簡陋，但一套完整的禮樂制度，是對外宣稱自為漢室正統的重要文化標誌。
新政氣象展現：不同於固守古制，創新禮樂展現了南中政權的活力與進取心。
然而諸葛瞻在慶典後對諸葛尚坦言：“禮樂初興，僅為始也。若徒形式，則與晉廷之虛文何異？切記，禮之魂，在敬天保民；樂之本，在人和政通。此‘禮樂’能否常新，端賴我等能否真正克復中原，福澤百姓。”
“禮樂初興”標誌著南中政權在文化制度建設上邁出關鍵一步，為其生存與發展增添了深層的文化涵與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