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據王功瞭解，省裡幾家真正的龍頭國企，如湘鋼集團在特種鋼材冶煉、湘南汽車在新能源整車平臺等方面的重大技改專案正在鑼鼓地籌備中，這些專案投資巨大，技門檻高，正是最需要省裡補支援的時候。
新政策中這條看似中的“鼓勵聯合申報”並“對省外合作方技佔優專案傾斜”的條款，如果結合“先鋒未來”這家公司的突然活躍來看，其指向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更關鍵的是，這份檔案，楊文濤常務副省長已經簽署同意了。
如果其他副省長也順著簽了字，那麼這份政策將極可能直接印發。
將來，如果大量的補資金流向了像“先鋒未來”這類企業，而專案最終未能產生預期效益，那麼作為共同簽署這項政策的省領導，何勇難免也要承擔一定的決策責任。
如果這裡面再牽扯出任何利益輸送的問題，那後果將更加嚴重。
但如果何勇不籤，這無疑會公開與楊文濤產生分歧，甚至可能被解讀為何勇在楊文濤即將離開之際，刻意“刁難”其主管領域的工作，影響班子團結。
尤其是在楊文濤上午剛剛來訪“示好”之後，這樣做似乎有些“不近人”。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王功放下檔案，向後靠在椅背上。
他需要為領導找到一個既提醒風險、又能妥善理的“最優解”。
直接拿著檔案去對何勇說“楊省長籤的這個條款可能有問題，指向了某家可疑公司”，這是最愚蠢的做法。
這等於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況下，指控一位省級領導可能涉及不當利益安排，不僅極度危險，也超越了秘書的職責，會讓自己和領導都陷被。
他必須換一個角度，一個完全從工作出發、純粹業務探討的角度。
幾分鐘後，王功睜開了眼睛，眼中恢復了清明。
王功重新坐直，開啟一份新的空白文件，開始敲擊鍵盤。
他沒有提及任何企業名字，也沒有暗示任何個人可能存在的問題。
他完全從政策本的科學、可作和潛在風險出發，來撰寫這份給何勇的“檔案理建議”。
“提請領導關注：新《意見》中關於‘鼓勵聯合申報’及‘對省外合作方技佔優專案傾斜’的條款，導向積極，意在擴大創新開放。但在作中，需防範可能出現的幾種風險：”
“一、技評估風險。省外合作方技貢獻度佔優的評估標準，目前缺乏明確、權威、可作的細則。若評估機制不健全，易導致評審主觀過大，或引發對評估公正的質疑。”
“二、資金效益風險。補資金向省外合作方傾斜，可能導致省本級財政資源對省企業自研發投的帶效應減弱。需關注補資金最終是否切實轉化為本省產業技能力的有效提升，避免出現補外流、技空心的現象。”
“三、專案監管風險。省聯合專案，監管鏈條長，協調難度大，對合作方的資質、信用、技實力的穿式核查要求更高。若監管不到位，可能增加專案爛尾、資金套取或技糾紛的風險。”
“四、輿論與公平質疑……”
寫完風險分析，王功提出了的建議，措辭極其謹慎：
“鑑於以上可能存在的風險，建議可請省國資委商省財政廳、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工信廳等部門，就該條款的實施細則、評估標準、監管辦法及與原有政策銜接過渡安排。進一步研究細化，必要時可補充開展小範圍試點或專題調研，確保政策平穩落地。領導閱示後，可指示相關部門補充完善後再行上會或簽發。”
最後，他附上了新舊政策條款的詳細對比，以及省國資委近期報送的國企對外合作況簡報中，關於聯合專案數量顯著增加的資料摘要作為背景參考。
整份“理建議”，沒有一句提到楊文濤，沒有提及任何企業名稱，完全是從一個負責任的角度，向領導提示潛在的業務風險和管理難點，並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議。
這樣既履行了秘書的參謀職責，為領導決策提供了風險預警和參考思路，又完全規避了捲人事是非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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