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週，哈里斯帶來了一個解決方案：表格。他設計了一個雙欄表格，左邊是“西醫標準流程”，右邊是“中醫協同要點”，中間是“協同依據（案例/研究）”。
比如“前準備”部分：
左欄：1.完善檢查（常規、凝功能、心電圖等）；2. 食水；3. 前用藥...
右欄：1.中醫辨證（舌診、脈診、問診）；2. 據辨證予前調理（中藥/針灸/飲食指導）；3. 志調適（解釋病、緩解焦慮）...
中欄：案例3例顯示，前針灸調理可減中波；文獻報道，志調適可降低後疼痛評分...
這個格式讓編寫工作有了突破口。但新問題又來了：如何確定“協同要點”的容？應該詳細到何種程度？
在討論“後鎮痛”部分時，爭議達到了高。西醫部分很簡單：據疼痛評分給予階梯鎮痛藥。但中醫部分呢？
陳婉如主張詳細列出不同證型的選方案：“瘀疼痛取海、三；氣滯疼痛取太沖、合谷；虛證疼痛取足三里、關元...”
周文斌反對：“太複雜了！外科醫生哪有時間記這麼多位？應該簡化，就列三到五個最常用、最安全的位。”
“但簡化就失去了中醫辨證論治的髓！”陳婉如堅持。
“可如果太過複雜，本沒人會用！”周文斌反駁。
沈墨軒和哈里斯不得不再次介調停。最終達的妥協是：在正文中列出“基礎位”（適用於大多數況），在附錄中提供“辨證加減位指南”。既保證了可用，又保留了中醫特。
這樣的妥協貫穿了整個編寫過程。每一條規範，都是中西醫思維方式撞、協商、融合的結果。編寫組的員常常工作到深夜，學廳的燈總是最後熄滅。有人開玩笑說，這本《規範》不是用墨水寫的，是用茶水、爭論和偶爾的靈一現熬出來的。
最大的挑戰出現在編寫進行到第二個月時。一天下午，研究會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天津西醫外科學會的副會長，劉秉琦醫生。他是天津著名的外科專家，留學德國歸來，以手準、作風嚴謹著稱。
劉醫生不請自來，徑直走進學廳，當時編寫組正在討論“傷口癒合”部分的中醫協同方案。他靜靜聽了十分鐘，然後開口：“諸位，恕我直言，你們這是在把外科手複雜化。”
所有人都轉過頭。劉醫生五十多歲，穿著筆的西裝，頭髮梳得一不苟，手中拿著一文明杖。“外科手的核心是什麼？是確、是效率、是可預期。你們加這些中醫容——”他指了指黑板上的點陣圖和中藥方，“只會增加不確定。針灸的效果因人而異，中藥的分複雜難控。把這些引外科，是對患者的不負責任。”
學廳裡一片安靜。爐火噼啪聲格外清晰。
沈墨軒緩緩站起，向劉醫生拱手：“劉醫生臨，有失遠迎。您提出的質疑，正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請坐，喝杯茶，我們慢慢談。”
茶沏上了，氣氛稍緩。劉醫生沒有坐，但語氣緩和了些：“沈教授，我敬重您的學問。但外科手不是兒戲。一個切口多深，合幾針，用什麼線，都有嚴格標準。你們加這些‘協同’，標準在哪裡？如何保證不同醫生做出來效果一致？”
哈里斯接過話：“劉醫生，您說得對，標準化是外科的基石。但標準化不意味著拒絕改進。我們編纂這本《規範》，正是想探索如何在不降低外科標準的前提下，融中醫的整調理理念，讓患者益更多。”
他走到黑板前，畫了一個手時間軸：“以膽囊切除為例。傳統流程：前檢查-手-後康復。我們發現，如果在前增加中醫調理，患者的焦慮程度降低，中生命徵更平穩；如果在後增加針灸鎮痛，阿片類藥用量減，腸功能恢復更快；如果配合中藥和飲食調理，傷口癒合時間短。這些都有我們的病例資料支援。”
劉醫生皺眉看著黑板：“資料？多例？有對照組嗎？統計顯著嗎？”
“目前積累了一百二十七例，其中八十三例有完整資料，”陳婉如遞上一份統計表，“雖然不是嚴格的隨機對照試驗——這在臨床上很難實現——但趨勢是明確的。我們正在設計更嚴謹的研究。”
劉醫生翻看著資料，沉默良久。最後他說：“我可以看看你們的初稿嗎？”
那天下午，劉醫生在研究會待了三個小時。他仔細閱讀了已經完的部分章節，提出了許多尖銳但專業的問題。編寫組員一一回答，有些能回答，有些承認“還在探索”，有些記下來作為修改方向。
臨走時，劉醫生的態度有了微妙變化：“我仍然持保留態度。但如果你們真能把中醫協同的容標準化、可作化，那或許...值得一試。”他頓了頓，“書出版後，送我一本。如果有可能，我願意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做一些驗證。”
這次意外的來訪，反而推了編寫工作。劉醫生提出的問題，正是許多西醫外科醫生會有的疑問。編寫組意識到，《規範》不僅要指導“怎麼做”，還要解釋“為什麼這麼做”，提供“這麼做的依據是什麼”。
後續的章節中，增加了更多“理論依據”和“案例支撐”部分。每一箇中醫協同要點，都儘量附上研究會的實際案例、文獻報道或初步研究資料。雖然這些證據遠非完，但至提供了思考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