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炎興元年（西元263年），當鄧艾的軍隊突破綿竹防線，兵鋒直指都時，蜀漢朝堂之上發了一場關乎政權存續的爭論。以譙周為代表的一批大臣力主投降，而主張抵抗或南遷的聲音微弱到幾乎被淹沒。最終，後主劉禪採納譙周之議，獻城降魏。這一幕不僅是蜀漢政權的終結，更折出一個深層問題：曾以“興復漢室”為神紐帶的蜀漢士人群，在後期已徹底分化，其政治認同的崩塌為垮政權的關鍵稻草。
士人群作為古代政權的社會基礎與文化核心，其態度與選擇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合法與穩定。蜀漢的建立，曾依託於一批懷抱“漢室正統”信念計程車人支援；而其滅亡，則與士人群的離心離德、政治認同的消解切相關。本章將從士人群的構變化、價值取向的轉變、與政權的互關係等維度，剖析這一群在蜀漢後期的分化軌跡，及其對政權命運的決定影響。
一、群構的嬗變：從“理想共同”到“利益拼盤”
蜀漢計程車人群，自劉備蜀至蜀漢滅亡，經歷了從“理想共同”到“利益拼盤”的深刻嬗變。這種變化的源，在於政權建立初期的“外來者”與“本土派”的結構矛盾，以及後期人才梯隊的斷裂與選拔機制的失效。
劉備集團蜀前，益州本地已形相對計程車人圈層。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雖對本土士族有所制，但以張裔、杜微、譙周等為代表的益州士人，仍在地方社會保持著廣泛影響力。他們悉益州的地理、民，掌握著地方經濟與文化資源，是任何外來政權都無法忽視的力量。
劉備蜀時，其核心團隊中計程車人多來自荊州及中原地區，如諸葛亮、龐統、馬良等，他們懷揣“興復漢室”的理想，將益州視為實現政治抱負的基地。此時的蜀漢士人群，呈現出“外來士人主導、本土士人有限參與”的格局。外來士人帶來的中原文化與“正統”觀念，與本土士人對地方利益的關注形微妙平衡——前者需要後者的地方資源支援，後者則希過合作獲得政治空間。諸葛亮執政時期，過“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法治政策，對外來與本土士人一視同仁，暫時維繫了這種平衡，形了一個以“興復漢室”為共同目標的“理想共同”。
然而，這種平衡在蜀漢中後期逐漸被打破。一方面，隨著關羽失荊州、夷陵之戰慘敗，荊州籍士人損失慘重，“外來者”群的核心力量大幅削弱。諸葛亮北伐期間，雖著力培養新人，但馬謖失街亭、張裔早逝等事件，導致人才梯隊出現斷層。到姜維執政時期，蜀漢核心領導層中，外來士人後裔（如諸葛瞻）與本土士人（如譙周）的比例已發生逆轉，本土士人的話語權顯著上升。
另一方面，選拔機制的僵化加速了群構的“利益化”。諸葛亮時期的“舉賢任能”，雖重才幹，但也含對“忠漢”信念的考察；而後期，隨著朝政日益被黃皓等近臣控，選拔逐漸淪為利益換的工。本土士人過家族聯姻、地方勢力網路進場，更多關注自與家族的利益，而非政權的整命運；外來士人後裔則因缺乏父輩的理想主義彩，在權力鬥爭中逐漸妥協，甚至與本土士人合流。
這種從“理想共同”到“利益拼盤”的轉變，使得士人群失去了共同的神紐帶。當政權面臨危機時，他們不再為“興復漢室”的信念而戰，而是優先考慮如何保全自與家族的利益——這正是鄧艾兵臨城下時，譙周等人力主投降的深層因。
二、價值取向的轉向：從“忠漢”到“務實”的思想蛻變
蜀漢士人群的分化，更深刻地現在價值取向的轉變上：從劉備、諸葛亮時期以“忠漢”為核心的理想主義，逐漸蛻變為後期以“務實”為導向的功利主義。這種思想蛻變，削弱了政權的神凝聚力，為其滅亡埋下了思想患。
“忠漢”觀念是蜀漢政權合法的思想基礎。劉備以“中山靖王之後”的份，打著“興復漢室”的旗號，吸引了大批對東漢政權懷有認同計程車人。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反覆強調“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將“忠漢”與個人道德、政治責任結合，為士人群的神指南。在這種觀念影響下，蜀漢士人普遍將曹魏視為“篡漢”的“凶”，將輔佐蜀漢視為“匡扶正義”的義舉。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忠漢”觀念的影響力逐漸減弱。一方面，曹魏政權過曹丕代漢、曹叡鞏固統治，逐漸獲得了中原士人的認同。到蜀漢後期，東漢滅亡已近半個世紀，親歷過東漢盛世計程車人大多離世，年輕一代士人對“漢世”的認同已十分淡薄。他們更關注的是現實的生存與發展，而非虛無縹緲的“正統”觀念。
另一方面，蜀漢政權的現實表現，讓“忠漢”觀念失去了實踐支撐。諸葛亮北伐雖以“忠漢”為名，但頻繁的戰爭導致“國虛耗，民有菜”（《三國志·後主傳》）；姜維的“九伐中原”更是勞而無功，加劇了民生疾苦。士人群作為社會英，對政權的弊端有著更清醒的認知：他們看到的不是“興復漢室”的希，而是無休止的戰爭、沉重的賦役，以及朝政的日益腐敗。
在這種背景下，以譙周為代表的本土士人，提出了“務實”的價值取向。譙周在《仇國論》中，借“因餘之國”（喻蜀漢）與“肇建之國”（喻曹魏）的對比，批判了“極武黷徵”的政策，主張“小能守其小”，即據自實力選擇務實的生存策略。這種思想並非偶然，而是反映了蜀漢後期士人群的普遍心態：他們不再將“忠漢”視為不可搖的信念，而是更看重政權能否保障社會穩定與個人利益。
價值取向的轉變，使得士人群對蜀漢政權的認同大幅下降。當鄧艾兵臨城下時，他們不認為抵抗是“忠漢”的必然選擇，反而覺得投降是避免戰、保全自利益的“務實”之舉——這種思想邏輯的轉變，直接瓦解了政權的神防線。
三、與政權的互異化：從“共治”到“疏離”再到“對抗”
蜀漢士人群與政權的關係，經歷了從“共治”到“疏離”再到“對抗”的異化過程。這種互關係的惡化，既是士人群政治認同崩塌的表現，也是政權治理能力衰退的直接後果。
劉備、諸葛亮時期，士人群與政權的關係呈現“共治”特徵。劉備蜀後，主吸納益州本土士人參與政權，如任命張裔為郡太守、杜瓊為議曹從事等；諸葛亮更是提出“親賢臣，遠小人”的用人原則，鼓勵士人直言進諫。此時計程車人，既有機會參與朝政決策，也對政權懷有較強的責任。例如，董和曾多次直言勸諫劉備，諸葛亮贊其“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張裔則在諸葛亮北伐期間，負責丞相府長史事務，積極參與軍政要務。這種“共治”關係，建立在“興復漢室”的共同目標與“君臣相得”的信任基礎上，使得士人群為政權的積極建設者。
然而，從蔣琬、費禕執政時期開始，士人群與政權的關係逐漸走向“疏離”。蔣、費二人雖延續諸葛亮的政策，但缺乏其權威與魄力，對朝政的掌控力減弱。同時，後主劉禪逐漸親政，但其耽於樂、缺乏政治遠見的特點，讓士人群對最高統治者產生失。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選擇“獨善其”，如杜微“固辭”丞相府主簿之職，閉門不出；五梁“以儒學節稱”，卻僅任諫議大夫，遠離權力核心。這種“疏離”並非源於對“漢室”信念的搖，而是對政權治理能力的失——他們看不到“興復漢室”的希，也不願捲日益複雜的權力鬥爭。
到姜維執政與黃皓專權時期，士人群與政權的關係徹底走向“對抗”。姜維為推行北伐政策，排異見人士，與本土士人矛盾尖銳；黃皓則控朝政，打擊正直員，如羅憲因“不與皓”而被外放東，陳祗因反對黃皓而遭排。士人群不僅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其利益甚至到直接損害。此時計程車人，已從政權的“疏離者”轉變為“批判者”乃至“反對者”。譙周多次上書批判姜維北伐，認為“軍旅數出，百姓凋瘁”；郤正則在《釋譏》中，以“靜居以保，遜言以避咎”表達對時政的不滿。
這種“對抗”關係的極端表現，便是鄧艾兵臨城下時，士人群對投降的集支援。他們不僅不再為政權辯護，反而主為投降尋找合理——譙周在《降議》中，從天命、民心、實力等多個角度論證投降的必要，甚至提出“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詣京都，以古義爭之”，將投降包裝“保全百姓”的義舉。這種“對抗合作”，本質上是士人群對蜀漢政權的徹底否定。
四、地方勢力的崛起：士人群與豪強的合流及其影響
蜀漢後期士人群的分化，還伴隨著一個重要現象：本土士人與地方豪強的合流。這種合流強化了士人群的地方本位意識，進一步削弱了對中央政權的認同，為加速蜀漢滅亡的又一關鍵因素。
益州地區自西漢以來，便形了一批世代傳承的地方豪強。這些豪強不僅擁有大量土地與財富，還過聯姻、學傳承等方式，與本土士人群結合，形“士家大族”的社會結構。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對這些豪強採取“恩威並施”的策略，既利用其地方影響力，又防止其過度擴張。
劉備、諸葛亮時期，過抑制豪強、推行法治，暫時遏制了地方勢力的膨脹。諸葛亮在《答法正書》中明確表示：“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這種政策雖有利於中央集權，但也加深了本土士人與地方豪強對政權的不滿。
蜀漢後期，隨著中央權威的衰落，地方勢力重新崛起。一方面，姜維北伐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地方豪強趁機擴大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本土士人進政權核心後，利用職權為家族與地方利益站臺，形“士人-豪強”的利益共同。例如，譙周出西西充國大族，其家族在益州南部擁有廣泛影響力；張翼則是犍為郡豪族，其家族在地方軍政系統中勢力龐大。
“士人-豪強”合流的直接後果，是地方本位意識的強化。他們更關注益州本地的利益，而非“興復漢室”的全域目標。當曹魏大軍境時，他們擔心抵抗會導致益州遭戰火破壞，損害自利益，因此傾向於投降以保全地方秩序。鄧艾渡平後，江油守將馬邈（益州本地豪強出）不戰而降，正是這種地方本位意識的現；而譙周力主投降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若遷南都，勢不復還，是則大敵與我為鄰，而諸夷必復擾，恐非萬全之計”，實則擔心南遷會搖益州本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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