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理而言，於上升期的大唐王朝，從皇帝到大臣，都不應該有太多“變革”的心思，尤其是國之本——軍制。
“府兵制”，利弊皆有，很難說是好是壞。
在沒有找到更加合適的“軍制”前，不擅，才是要。
可是，馮寶提出的“擴編水師”策略，以及奏請設立“羽林右衛”，都超出了“府兵制”範圍。
一般而言，大唐朝廷上下，要麼是反對，要麼是贊同，又或者模稜兩可。
只是這一次，朝廷上下的反應，非常出乎謝巖與馮寶二人預料。
“府兵制”弊端，有識之士早已心知肚明，唯牽扯太大，無人言說矣；“火藥”橫空出世，在“百濟”、“新羅”大放異彩，更令諸多朝臣意識到，朝廷再養那麼多軍隊，好像完全沒有必要了。
此外，軍隊的作用除了保家衛國外，過征伐異己，獲得土地與利益，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此等想法，是大唐君臣們的共識。
“高句麗”，在大唐軍隊南北夾擊之下，估計很難持久，待此戰結束，大唐萬里疆域周邊，除了一個“吐蕃”，再無敵人，依靠戰爭，已不可能獲得巨大利益，相反，那些窮鄉僻壤，大唐王朝還需要投錢財維護統治，本就是一件划不來的事。
但是，“水師”出遠海一趟，獲巨利，人所皆知。
在沒有特別的況下，資源向能夠獲得利益的方向傾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是一樣。
因此，無論“擴編水師”，還是“羽林右衛”一事，反對者並不多，真正鋒激烈的地方，卻是對於“碼頭”、“基地”和“水運司”等所有權歸屬的爭奪。
軍方認為，此為軍隊附屬，收益當歸軍隊，以之相對應，員亦當由軍改文職出任；文集團卻以為，既然軍隊不可言商，理應全權由地方府，況軍不識政事，辦不當，有“誤國”之嫌。
然以李績為首的軍方員卻非如此看待，他們以“軍械”、“軍需”不可由地方掌控為名，據理力爭，毫不讓。
當然，軍方的理由那是非常充分，畢竟箭矢、甲冑、猛火油及火藥等，完全由地方府來管理，完全沒可能。
但是文集團則認為，“軍械”之外的資，理應地方黜置，尤其是出海獲益，不可軍方獨。
文武雙方，各自紛紛上表，弄得皇帝李治，一時間難以抉擇。
不得已，皇帝李治強打神宣召眾臣“前商議”。
當著皇帝面兒，文武大臣們依舊寸步不讓，你方言罷他方道來，各抒己見……
李治覺得如此爭執，非朝廷之福，便直接下旨：“‘司空’李績領三省同吏、兵、戶、工四部，擬定方略，限期一月。”
這下好了，紛爭從朝堂移到了“政事堂”。
謝巖在鄉里聽聞此事後，笑而不語，避而不談，每日按部就班理政務，時不時跑去學堂講一些課程，那日子過的一個平靜。
馮寶倒是又清閒起來。
“水師衙門”諸事，在朝廷沒有決議前，只能和過去一樣混日子，馮寶授權“郎中”置日常，自己則徵調婁師德跟隨，取代過往房元昭的事務。
婁師德才學、經驗、人品，那都是上佳，“寶莊鄉”建設那點事，他沒幾天便上了手，而且幹起來井井有條，本就不需要馮寶心。
“婁兄，汝升任‘員外郎’，吾卻徵調鄉里勞累，實因邊無人可用，今以茶代酒，謹表歉意。”
“大寶茶樓”，一樓包間，馮寶邀婁師德閒談，期間正式道明自己意思。
“都督提攜，某激尚且不及。況‘寶莊鄉’諸事，令某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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