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面的話他沒說出口，但在場所有人都聽懂了。
江淵輕咳一聲，介面道：“徐閣老所言，不無道理。”
“國公朱儀此番西行歸來，尚知攜海外祥瑞回國進獻，以表忠心。魏國公久駐倭國，除了歲貢銀兩，倒是鮮回朝奏對了。”
這話說得委婉，卻暗藏機鋒，不就是想把魏國公召回麼。
在座的都是久歷宦海的人，誰聽不明白？
實際上，魏國公永鎮倭國這事，雖無明發諭旨昭告天下，卻早已是朝堂高心照不宣的默契。
就像雲南沐家，世世代代鎮守邊陲，天下誰人不知？
可你若真去翻檢朝廷卷宗，從洪武到景泰，哪一道聖旨上白紙黑字寫著“永鎮”二字？
沒有。
從來沒有。
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著某代黔國公鎮守雲南”，是父死子繼時那道看似例行公事的任命詔書，是君臣之間無需言說的信任，是權衡利弊後最妥當的安置。
既然你能守住，那就一直守著吧。
朱祁鈺對魏國公，亦是如此。
允他永鎮石見之後，事實上已經給了他“聽調不聽宣”的資格。
只要石見銀礦的銀子年年庫，只要倭國海域不見敵帆，他在倭國如何行事，京師只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他確實做得好。
去年石見銀礦實產七十三萬兩，比前年又多了五萬兩。
白花花的銀子裝在了戶部封條的箱子裡，由水師戰船押送回港，一兩不。
市舶司在石見設的易所，也從來沒出過子。
倭國諸大名，如今見了大明的日月旗，皆知退避三舍，這也離不開他的影響。
更關鍵的是，他在倭國經營的生意，竟還老老實實給大明商稅。
這麼好的臣子，朱祁鈺沒理由召他回來。
管理一塊地，是要本的。現在這個時代，沒電報沒飛機，海外事務要想事事請示京師，本不可能。
等一紙奏疏漂洋過海送到案上，已是三四個月後的舊聞。若真要等京師決斷，子早釀了。
唯一的辦法，便是學習民時代，搞類似總督的制度，擇一重臣，授以全權，鎮守一方。
給他足夠的權柄，也給他足夠的信任，才能讓海外之地真正為本土所用。
這與後世西洋諸國那淋淋的民，是不同的。
大明的船隊帶去的是犁鏵，不是鐐銬；是茶種與桑苗，不是槍炮與瘟疫；是刻著“洪武通寶”的銅錢，不是浸淚的販奴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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