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闈的風波隨著程敏政的黯然離去和幾名士子功名的剝奪漸漸平息，京城士林的議論焦點也從不甚彩的“洩題案”轉移到了即將到來的殿試，以及新科進士們的未來前程上。
西山格學院，王明、唐寅等在進行最後的殿試準備，氣氛嚴謹而積極。
陸仁雖因科場風波心有餘悸，但見門下學子並未太大影響，反而因格之學的訓練而對時務策論更信心，也略寬。
然而，這份由學與科舉帶來的短暫平靜，並未能持續太久。
一則六百里加急的軍報，如同一聲驚雷，驟然劈開了春日的祥和，將帝國的視線猛地拉向了遙遠的東南海疆。
軍報來自浙江巡衙門：大規模倭寇船隊突襲寧波——雙嶼港！
這批倭寇顯然不同於以往小流竄的匪類，其船隊規模龐大，組織嚴，作戰兇悍。他們趁著海霧瀰漫的黎明，對雙嶼港守軍發了猛攻。
當地水師雖力抵抗，但戰船陳舊，火炮程、威力均不及倭寇，兵士亦久疏戰陣。激戰持續數個時辰，雙嶼港外圍防線被突破，港口設施遭焚燬，停泊的部分商船、糧船被劫掠，軍民傷亡慘重。
倭寇在給予明軍重創並擄掠大量資後，憑藉其船隻的機，揚長而去，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幾乎與此同時，來自浙東其他衛所以及南直隸沿海的急報也相繼傳京師，均報告發現有倭寇船隊活躍，襲擾沿海村鎮，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百姓流離失所，死傷枕籍。這些奏報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目驚心的畫面：一前所未有的倭患狂，正席捲東南沿海，其氣焰之囂張，危害之深重，為數十年來所罕見。
朝堂之上，剛剛因春闈事宜稍稍平復的氣氛瞬間被點燃，轉為一片震驚與憤怒。
弘治帝手持急軍報，臉鐵青，手指因用力而微微抖。階之下，文武百議論紛紛，群激憤。
“陛下！”兵部尚書劉大夏率先出班，聲音沉痛而急促，“倭寇此番大舉進犯，絕非往日疥癬之疾！雙嶼港之失，暴我沿海水師武備廢弛、戰法陳舊之積弊！倭船迅捷，若任其縱橫海上，則東南膏之地，將無寧日！沿海百萬生靈，危如累卵！”
“劉尚書所言極是！”戶部尚書周經接著奏道，“倭患不止危及百姓命，更斷絕海貿，影響漕糧海運，搖國本！每年因倭寇造的稅銀損失、賑災開銷、軍費增加，已是天文數字！此次若不予以重擊，後患無窮！”
就在群臣義憤填膺，大多集中於指責倭寇兇殘、要求增兵剿伐、嚴懲守土失職員之時，一份來自浙江前線、更為冷靜客觀的詳細分析奏報被呈送前。奏報者正是因烏嶺小勝而關注的浙江都司經歷馬武。
馬武在奏報中確認了新軍陸戰的優勢，在岸防中利用燧發槍和手雷有效遏制了倭寇登陸企圖。
但他筆鋒一轉，直指要害：“……然此輩匪類，深諳海事，仗舟楫之利，避實擊虛。我水師追之不及，洋興嘆。細觀其船，雖掛倭旗，多有我朝福船、廣船之影；其眾雖雜倭語，亦聞閩浙口音。更擄獲匪諜供稱，其大頭目，實為我朝棄民、海商，因海森嚴，生計無著，遂鋌而走險，勾結真倭，勢燎原。”
馬武進一步分析：“究其源，東南沿海地狹人稠，百姓依海為生。朝廷嚴行海，片板不許下海，然海外呂宋、暹羅等地，對我綢、瓷、茶葉需求極旺，利重十倍。愈嚴，利愈厚，遂使良民化為民，富商變為巨寇。彼等悉海，擁船眾多，為求生存、牟暴利，自然與來自日本九州、缺乏生計的浪人武士（真倭）相互勾結，狼狽為。其勢之大，已非尋常賊，實乃海上武裝商販與亡命之徒結合之巨患！”
這份奏報如同一塊巨石投沸騰的油鍋，瞬間引發了更激烈的爭論。
一部分員，尤其是以都察院某些史和部分禮部員為代表的清流，堅持認為“海乃祖制，不可輕違”，將一切問題歸咎於“民違”、“倭夷兇頑”，主張更嚴厲地執行海，加強沿海壁壘，併力主對任何敢於挑戰海者（無論是盜是商）予以無鎮。
“若開海，豈非示弱於賊？且與外夷通，有違聖賢之道，易生禍端！”
而另一部分較為務實的員，如戶部侍郎、部分沿海出或瞭解實的員，則開始反思。
他們雖不敢明言廢除海，但指出：“海之策，行之年久，而倭患愈烈。可見單靠‘’與‘防’，難以治。馬武所奏，及痛。若沿海百姓能有合法生計，富商能有通商之途，是否可釜底薪，削弱匪寇基？”
次輔謝遷沉道：“或可考量，於嚴格管控下，有限度恢復某些港市的市舶司，引導海商歸於王化，使其利為國用，而非資寇。”
但“祖制”力巨大，且開海涉及複雜的利益重新分配和意識形態爭議，短期難以達共識。爭論焦點再次回到如何應對眼前危機。
就在朝堂陷“”與“通”的僵持時，陸仁持笏出列，他的聲音清晰而沉穩，將討論拉回到了更和可作的層面：
“陛下，諸位大人。馬武將軍之奏，深刻揭示了倭患之本。海國策，關乎重大，非一朝一夕可決。然當務之急，是沿海百姓正遭屠戮，國家海疆開！無論長遠之策如何，眼下必須擁有一支能戰、能勝、能護航、能靖海的水師勁旅！”
他環視眾人，繼續道：“倭寇（無論其分如何）恃其舟艦之利，此乃不爭事實。我水師現狀，已難堪重任。若要扭轉乾坤，必須‘工善其事，必先利其’！臣懇請陛下，即刻啟新式戰船建造計劃，以格之學，鑄海上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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