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賈唐宗》第106章 “食貨輕重之道”的奧義(1)

作者:誰知天命·5個月前

在阮家和葛家就毗鄰睢水的田地達共同開發魚塘的協議後,阮家的男丁們就移走了青苗,在我的圖紙規劃和葛謙的指導下開始了魚塘、攔水壩和水渠的修建。

在這個建設的同時,阮家的勞力們還主幫葛家的田地種上了與粟能和諧共生的豆類作

時間很快到了辰月,葛履在這個月頭上就以每石一百錢的價格賣掉了家裡的大部分多餘存糧,幫葛謙如願採購了硃砂、丹青和一兩蘇合香。隨著魚塘的主工程落,葛履也按照《養魚經》的規範買了魚苗和鱉苗,小日子過得越發有滋味。

到辰月中旬,葛家還傳來一個喜訊:林氏懷孕了,葛履很高興的跟我說:因為我過來給他家改善了伙食,好幾年肚子沒靜的林氏才又懷了孕。他希這次能有個兒子,幫葛家傳宗接代。

“學渣之家”三代唯一讀書種子阮賢的確悟還不錯,大半個月下來終於得到了葛謙的認可。

阮賢這個孩子人也很活絡,他趁著葛謙不在的時候分別跟林氏老太太、葛履、林氏和我都說了同一個事:他小姑阮息君一直暗葛謙。按阮賢的說法:無論他小姑還是他,都是聽著家裡宣傳隔壁住著一個“神”長大的。他爺爺還經常嘆息沒能拿下那個“神”做他家的大婿。

我在魚塘施工現場見過幾次阮息君送飯,模樣中上,覺家教好的。聽阮賢說小姑識得幾個字,各種家務也很通。我覺得如果去配一般的良家子弟或者窮書生,阮息君是足夠了,但是配葛謙,我絕對不敢去盲目開口撮合。我估計林氏老太太、林氏和葛履也都是和我一樣的觀點。

我之所以對葛謙的“神”之名已經認可,是因為在這一個多月的相中,葛謙已經在勞作之餘和我開始了推心置腹的流,在流中也展現了他凡人難以企及的才華。

葛謙不僅通琴棋書畫,對金石、玉、古玩和各種舶來奢侈品都有涉獵。最難得的是:他對各種學問的見解比他哥哥葛履更加高屋建瓴。

在葛謙的這些見解中,有三樣是最令我歎服也令我益終的。

首先是他對“輕重農商之”的理解。

在葛謙的認知裡,任何方的“輕重農商之”歸到底都是為了搞錢。其中的區別只是讓百姓能過得好、讓百姓能過下去和讓大部分人民不聊生。而在手段上的差別也僅僅是更加高明的打著教化、尊重及供養帝王的溫脈脈的幌子(巧取)或是赤的暴力攫取(豪奪)。

葛謙認為:自從上古有了部落首領,首領生產的那一刻起,這種“輕重之”就變了他們的本職工作,只是最開始“輕重”的是團各人的勞能力,而不是稅收。能“輕重”得好、得到擁護的就變了後世口中的“聖人”,做不好的就是暴君。由此,一個領導者是否合格,唯一的判斷標準就是“輕重”有沒有把握好,至於為人寬嚴、私德臧否、作風剛、手腕甚至得位正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帶著團向前走並讓絕大多數人在利益分配上滿意。

那麼什麼才是好的“輕重農商之”呢?葛謙認為”輕重農商之“的手段不重要,關鍵要達到三個層面的效果:活萬民、詢萬民、利萬民。

所謂“活萬民”就是讓大眾能夠安定生息,免敵國奴役和戰爭傷害;減輕水旱災害的發生機率和災後對百姓的生活影響程度;免匪患、盜賊、邪者和不良吏的加害。如果某個百姓因主觀懶惰、邪而死,那是他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大量百姓想活命而無門,那就是領袖的錯誤,就應該被推翻,讓他“一人死,萬人活”。

所謂“詢萬民”是《荀子》的“水舟之喻”;是《禮記》的“天下為公;是《左氏春秋》的“國將興,聽於民”;是《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其本原理是:天下輕重,須天下人共決,首領雖賢,千慮有失,而獨裁者只須一失,那九百九十九得的果就將可能付諸東流。另外,“詢萬民”才能讓首領接監督,避免頂級權貴階層長期把持邦國而不知萬民疾苦。葛謙認為:國家不需要獨裁者機率上的“最小開銷最佳解”,需要的是百分百的“選擇最不壞的方案”。

所謂“利萬民”就是要將“輕重農商之”所得的大部分利益變社會共同的財富為大眾的生息“保底”。比如道路基建和維護、水利建設和維護以及其它公共設施的修建維護費用。同時要讓醫卜、師者、伶優、工、商、虞、衡等納稅者和職業軍人、各級吏等維護國家運作的人都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標準,明確納稅者應什麼公益福利而不被抹殺、明確軍人與公職者應什麼待遇而不僭越。同時,輕重所得要用於弱勢群的“生活保底”,使鰥寡孤獨能有最起碼的生存保障。總之在“輕重農商之”的權衡後要“天下利歸天下人”。

在葛謙的思想中,如果“輕重農商之”的初心是“活萬民、詢萬民、利萬民”,在執行過程中也不搞類似“算緡”的超越底線惡政,那麼這樣的“輕重農商之”就應該被擁護。相反無論儒、道、名、法、農、墨、縱橫、……諸子百家如何包裝教化,那都是惡。簡單來說他認為百姓向統治者稅、服役要達到的目的無非是讓窮人有活路;讓民眾有知、反饋和參與的權力;讓各階層能安分守己的同時弱勢群有保障。

其次,對於葛履代表既往稷下學者表述的很多關於“輕重農商之”中許多被奉為原則圭臬的法則,他的見解也有突破。

比如對於鑄幣權,無論葛履代表的“管仲學派”還是汲黯傳承的賈誼觀點,都覺得“鑄幣權”是必須收歸中央的。但是葛謙認為:其實關鍵不在於“鑄幣權”收歸中央,而是“一般等價”必須規範、唯一且為“食貨輕重之道”的易本質服務。如果一個國家的鑄幣是為了掠奪財富,比如如果讓“白虎皮幣”為主流貨幣,那麼還不如法定流通緻的五銖盜錢。

葛謙認為:只要有一個信用等級能被大部分民眾信任、鑄幣標準公開統一且有貴金屬儲備保底的機構,它就可以在保底範圍之鑄幣。

同樣的,葛謙認為:如果一個朝廷的“輕重農商之”導向的第一要務是帝王的樂或者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權衡好收支使用規範,那麼不如以郡國、甚至縣為單位來主導“輕重農商之”、並據各自特點制定稅賦率和分配機制。

這個觀點我是最先能聽懂和認同的。因為汲黯、鄭當時為了水利建設搞的手段,其實都是在踐行這個觀點。

最後,葛謙關於事本質的認識比葛履繼承的“管仲學派”觀點更加犀利深刻和一針見

在葛履介紹的觀點中,他認為商人的社會地位是應該得到提升的,但是為什麼沒能提升?為什麼士人階層會對商人有偏見?他沒有解釋這個問題。

而葛謙看得很明確。他將場景還原到上古:最先從生產勞中被解放的人是首領;而部落聯盟形後隨著易的展開,第二順位被從生產勞中解放的人就是原始商人,原始商人最後又分工家(權謀者)和勇武者(軍)。

從群資質來說,原始商人是僅次於部落首領的存在。那麼誰最容易威脅到部落首領的各項權威?也是原始商人。雖然在大多數況下,商人是為首領所用的,其智慧、氣運也遜於首領,但是總有例外。夏啟以財富顛覆規則取代伯益、田氏以權謀取代姜齊、韓趙魏以武力三分晉……對首領威脅最大的就是這些人。

所以,最後首領變君王、皇帝后就找了兩個幫手儒家和法家,讓他倆幫他先把商人、權謀者、軍閥這三個同源的角管控住,而其中商人因為沒有政治基和暴力後盾是最容易被管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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