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一世連續訪問南斯拉夫和印度，並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與多個亞非拉國家代表進行切接的訊息，像投平靜湖面的石子，在國際外界激起了一圈圈漣漪。這些漣漪看似微弱，卻開始悄然改變著各方對羅馬尼亞的觀和算計。
在華盛頓，國務院和中央報局的東歐問題專家們，重新審閱了關於米哈伊一世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的報告。此前，他們大多將布加勒斯特政權視為莫斯科一個稍微不那麼順從，但本質上仍屬於東方陣營的僕從。但現在，米哈伊主且高調地打出“不結盟”和“獨立外”的旗號，與鐵托、尼赫魯這些莫斯科的“問題學生”和“異見分子”把臂同遊，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訊號。
一份提給白宮的高階分析報告指出：“米哈伊國王正在嘗試進行一場高風險的政治走鋼表演。其核心目標是利用蘇緩和及不結盟運的興起，為羅馬尼亞爭取更大的自主空間。雖然其國政治結構未變，但其外向顯示出與莫斯科的離心傾向。建議採取‘謹慎接’策略，過文化、科技和經濟流渠道，適度增加對羅馬尼亞的影響，鼓勵其繼續向西方靠攏，至保持其中立，這符合瓦解東方集團整的長期戰略。”
很快，一些微妙的變化開始出現。國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館的文化流專案得到了更多預算，邀請羅馬尼亞科學家和藝家訪的名額有所增加。幾家與羅馬尼亞有歷史貿易往來的國公司，收到了來自方非正式的“鼓勵”，可以探索恢復或擴大在羅業務的可能，特別是在羅馬尼亞擁有優勢的石油裝置和技領域。這些作規模不大，且披著商業或文化的外，但傳遞的訊號是明確的：華盛頓注意到了布加勒斯特的變化，並願意投下問路石。
而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紅牆之，氣氛則要鬱得多。蘇共中央國際部和對社會主義國家聯絡部提了措辭嚴厲的報告，指責羅馬尼亞領導人“正在向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危險道路”，“其外活帶有明顯的反蘇傾向”，“與鐵托集團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勾連，是對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破壞”。報告中甚至援引了布加勒斯特黨保守派提供的“小報告”，稱米哈伊一世正在利用其個人威，架空黨的集領導，推行一系列“去蘇聯化”的政策。
一場針對羅馬尼亞的外訓誡和部施隨之而來。蘇聯駐羅大使“應邀”與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進行了長時間的“坦誠”會談，表達了莫斯科對羅外轉向的“嚴重關切”和“不理解”。接著，原定的一些蘇聯專家延期派遣，幾項新的工業合作專案談判被無限期擱置。經互會部，對羅馬尼亞提出的某些產業調整建議，遭到了蘇聯代表及其盟友更堅決的抵制。莫斯科希過這些手段，提醒布加勒斯特記住自己的“份”和“義務”。
然而，此時的米哈伊一世，已經不再是那個剛剛加冕、外困的年輕國王。連續功的外出擊，不僅拓寬了國際空間，也極大地增強了他在國的政治資本和決策信心。面對莫斯科的力，他指示政府方面，在表面上保持了對蘇關係的“基本盤”，重申對華約和經互會的承諾，但在執行上，則採取了更富彈的拖延和談判戰。同時，他加速了與南斯拉夫、印度等國業已敲定的合作專案的落實，並鼓勵貿易部門更積極地開拓西歐市場。
更重要的是，這些外部力的變化，反過來影響了羅馬尼亞部的政治天平。那些原本於觀狀態，或對莫斯科抱有幻想的員和將領，開始重新評估形勢。國王能夠頂住力，並且似乎找到了新的外部支點，這讓他們意識到，跟國王的步伐，或許才是維護國家和個人長遠利益的選擇。而齊奧塞斯庫等黨野心家，則從中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機會，他們一方面迎合莫斯科對“民族主義”的批評以攻擊政敵，另一方面也暗中觀察，伺機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破冰的漣漪，在外層面開始轉化為細微但實在的利益，無論是來自西方的有限開放，還是與不結盟國家達的合作協議。在政治層面，它加劇了布加勒斯特與莫斯科之間的張力，同時也攪了羅馬尼亞國的政治生態。米哈伊一世知道，冰層已經裂開了一道隙，但真正的破冰之旅，依然漫長而危險。他必須小心翼翼地駕馭這些漣漪，讓它們匯聚能夠推羅馬尼亞航船繼續前行的力量，而不是將其傾覆在突如其來的風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