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語】
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210年冬十月，秦始皇出遊，這是秦始皇第五次出遊，也是最後一次。中車府令趙高、小兒子胡亥、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右丞相馮去疾留守咸。
浩大的隊伍從咸出發，途經湖北安陸、湖南寧遠、安徽樅、浙江杭州、並在浙江紹興祭祀大禹（會稽山大禹陵）後折返。返程途徑江蘇蘇州、江蘇南京、山東膠南、山東煙臺北芝罘島，並在山東煙臺北芝罘島殺了大魚，隨即在西行途中病倒。
待到病勢更加沉重時，秦始皇才命中車府令、兼掌符璽事務的趙高寫詔書給長子扶蘇說：“參加喪事理，靈柩到咸後安葬。”
詔書已封好，但卻擱置在趙高，沒有給使者送出。西元前209年秋，七月二十日，始皇在沙丘宮平臺（河北平鄉）駕崩。
隨後的節我們都非常悉，趙高拉丞相李斯謀篡改詔令公子扶蘇和蒙恬自盡，令蒙恬將兵權移給副將王離，改立胡亥繼位。
李斯一行車隊抵達咸後，釋出治喪的公告。太子胡亥繼承了皇位。
西元前209年九月，將始皇安葬在驪山皇陵，把銅熔化後灌，堵塞住地下深的水。用各種奇珍異寶，藏滿陵寢。還下令工匠製作帶有機關的弩，遇到穿靠近陵墓的人，即自殺。用水銀做百川、江河、大海，以機械灌注輸送。陵墓頂部布有天文影像，底部設定地理模型。後宮嬪妃凡未生子的，令們全部陪葬。下葬以後，參與修陵的工匠即被盡數封閉在墓中。
二世皇帝胡亥想要殺掉蒙恬兄弟二人，他哥哥的兒子子嬰規勸說：“趙王趙遷殺李牧而用聚，齊國田建殺他前代的忠臣而用後勝，結果最終都亡了國。蒙恬兄弟是秦國的重臣、謀士，陛下卻打算一下子就把他們拋棄、除掉。似此誅殺忠臣而扶立節品行不端的人，是在失去群臣的信任，在外使將士們意志渙散啊！”
但是二世不聽從勸告，隨即殺掉了蒙毅，並要殺史蒙恬。
蒙恬說：“我們蒙家自我的先人起直至子孫，在秦國建立功業和忠信已經三代了。如今我領兵三十多萬，雖然被囚，但我的勢力仍然足以進行反叛。可是我知道自己必定得死卻還是要奉守節義，是因為我不敢辱沒祖先的教誨，並表示我不忘先帝的大恩大德啊！”於是即吞服毒藥自盡亡。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甘肅岷縣?，擊遼水?遼河?，力不足而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秦始皇駕崩對於大秦帝國而言，並不是壞事，與之相反，卻是為大秦帝國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逆轉時機，但是隨著扶蘇和蒙恬之死，這一歷史視窗期轉瞬即逝，大秦帝國不回頭地走向了滅亡……正因為如此，所以司馬不僅引用楊雄的《法言》，而且自己也啟用了“臣曰”評價蒙恬之死。
【 揚雄在《法言》中對蒙恬的嚴厲批判】
“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揚雄批蒙恬勞民傷財，直指其主持修築長城、馳道等巨大工程，開山填谷，從甘肅臨洮到遼寧遼河，耗費民力力無數。
“力不足而有餘” —楊雄認為工程超出了民力承極限，導致橫遍野，是極大的災難。
“忠不足相也”——楊雄批蒙恬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忠誠，其“忠”不足稱道。
揚雄認為，真正的忠臣應以仁義為本，惜民力。蒙恬為執行秦始皇的秦政（“毒天下”），不惜驅使百姓進行大規模勞役，造深重苦難，這本就是不仁的行為。因此，他雖死於非命，但並非值得同的“忠臣”，其“忠”是服務於暴君的、缺乏仁核心的“愚忠”或“助紂為”。
楊雄為一代大儒，他的系列觀點勢必是出於儒家仁政思想這一視角。站在被奴役的百姓立場，批判秦政的殘酷，認為蒙恬是秦政的執行者，其死是咎由自取。
【 司馬對蒙恬的批判與肯定】
司馬認同揚雄對蒙恬“不仁”的批判，蒙恬作為秦始皇秦政（“毒天下”）的重要執行者（“為之使”），其行為確實稱不上“仁”。
但是，司馬同時也認為，蒙恬值得肯定之在於他深明作為臣子的本分和節義。儘管蒙恬是無辜被殺的（“無罪見誅”），但他能堅守臣節，至死不懷二心（“守死不貳”），這種忠誠和寧死不叛的氣節，是值得稱讚的。
很顯然，司馬是站在綱常倫理、忠君思想這一視角來發表史觀的，強調臣子對君主的絕對忠誠是最高道德準則。即使君主昏聵暴，即使執行了不仁的政策，但作為臣子，能恪守本分、至死不渝，這種“忠”的品格本有自價值，應予以肯定。司馬更看重蒙恬在個人氣節上的表現。
揚雄徹底否定蒙恬，認為蒙恬是秦政幫兇（不仁），其“忠”建立在百姓淚之上（有餘），不值得同和稱道（忠不足相）。
司馬批判其行，肯定其節，承認其行不仁（為秦政驅使），但高度讚揚其作為臣子的忠誠氣節（守死不貳），認為這種氣節本值得稱道（足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