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一切都按照張釋之所策劃的劇本演繹。
薄太后也得知此事，劉恆不得不為此向太后免冠賠禮，承認自己教子不嚴的過錯，限制這倆寶貝兒子進宮。
薄太后果然派專使傳詔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進殿門，並給予倆孫子“嚴厲的批評教育”。
張釋之這事辦得太漂亮了，劉恆急不可待地將其進一步提拔為中大夫過渡一段時間，然後進一步將其提拔為中郎將，如此一來，張釋之和袁盎就了劉恆邊的哼哈二將，疊加此前已經被劉恆所重的賈誼，壯派的實力由此大增。
在此基礎上，劉恆加快了培育壯派的節奏和力度，不久之後進一步將張釋之提拔為廷尉，至此，張釋之終於進了劉恆班子的核心員，位居三公之一（原本三公為：丞相、史大夫、太尉，灌嬰病逝後，劉恆將太尉和丞相合二為一，於是新三公為：丞相、史大夫、廷尉）。
張釋之在廷尉崗位上也沒讓劉恆失，《資治通鑑.卷十四》中記載了兩則趣事，不僅彰顯了張釋之秉公執法的政治智慧，而且還突出了劉恆的納諫之智。
一次，漢文帝劉恆出行過程中，有漢民突然從橋下竄出驚駕。劉恆下令追捕，並付廷尉治罪。
張釋之接到案件調查經過之後，向劉恆奏報置意見：“此人違反了清道戒嚴的規定，應當罰金。”
劉恆瞪大了雙眼盯著張釋之：“此人直接驚了朕的馬，雖然坐騎脾溫和未能造傷害，但是如果是一匹烈馬呢？你竟然只是罰錢了事？！！”
張釋之不慌不忙地解釋：“依據現行漢律就是這樣定罪的，我們想要取信於民就要遵從漢律！如果在他驚駕的那一刻，皇上命人將其當場斬殺，那也合合理。但是您將案件給廷尉，那就應該依據漢律判！請陛下深思。”
劉恆沉思了半晌，支援了張釋之的判決。
劉恆敏銳地意識到一點，自己當初將當事人給廷尉，這是將君權轉換了漢律，現在如果責廷尉殺人，那是用君權打廷尉，張釋之這把刀需要保護，而非打。
不久之後，長安城中又發生了一件怪事。
有人盜高祖廟中神位前的玉環而被捕，劉恆非常生氣，令廷尉治罪。
張釋之奏報判案意見：按照“盜宗廟服”的條律，案犯應當在街市公開斬首。
劉恆相當不滿！
“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盜先帝！我將他給廷尉審判，是想將他誅滅全族；而你卻依法判他死罪，這是違背朕恭奉宗廟的本意的。”
張釋之見皇帝震怒，不慌不忙地摘帽頓首謝罪：“依法這樣判，滿夠了。今天此人以盜宗廟之罪被滅族，若萬一有愚昧無知之輩，從高祖的長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將怎樣給他加以更重的懲罰呢？”
劉恆再一次選擇支援了張釋之，甚至為此還替張釋之向薄太后費盡口舌解釋說明。
也許劉恆真有納諫神，真想要區域犧牲君權依法治世，但是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絕非如此：劉恆迫切需要壯派儘快長，制衡功臣集團，這才是劉恆一次次納諫的幕後機。
張釋之雖然很“軸”很“犟”，但卻很有分寸，懂得與劉恆配合唱大戲。他的“軸”和 “犟”絕非魯莽之舉，這一點非常重要。
他的“軸”和“犟”始終圍繞著一項基本原則：必須對皇上負責，絕非簡單的恪盡職守或“扞衛漢律”。
看懂這一點，我們也就很自然地讀懂了張釋之與劉恆之間所有的“衝突”與默契。
尤其是在理太子和梁王公門越禮之案，簡直就是一場彩的政治秀。
張釋之和劉恆的默契表演，一方面樹立了宮規禮法的絕對權威，幫文帝整頓了宮廷秩序，但是這僅僅只是次要的；更為重要的另外一面在於，它極大地震懾了宗室勢力。太子（未來的皇帝）和梁王（重要的諸侯王）都被依法置，這向所有人宣告：在皇權和漢律面前，沒有特權階級。
張釋之悄無聲息地將事“捅到了薄太后”，是非常微妙的借力之舉。
張釋之深知，只有搬出薄太后這位最終權威，才能確保此事完收場，既執行了法度，又不讓文帝陷“嚴父”的尷尬，反而凸顯了文帝的“教子無方”和“大公無私”。這展現了張釋之與劉恆這一組搭檔高超的政治智慧。
漢文帝的“納諫”之智並不現在他多麼謙虛這方面，而在於其背後的、更現實的政治考量。他一次次地支援張釋之，是在向整個漢帝國吏系以及功臣集團傳遞一則強烈的政治訊號：朕支援並信任我親手提拔的壯派，漢律的權威至高無上，而解釋和執行法律的，是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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